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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不需要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以家父長式的心態去禁扼他們的想法與作法，但是跟著他們一起成長、一起找出認識上的誤區，應該是可以做到也需要做到的，而不是明知他們會受到傷害、會變成炮灰，仍然在旁邊煽風點火、火上加油。

這里就有一個需要厘清的問題，這些沖在第一線的黑衣示威者，到底只是要“示威”、“抗議”，還是要“革命”？他們的訴求一直在變，一下是“反送中”、“反修例”，一下是“五大訴求”，一下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說明了示威者群體互相綁架，不肯與激進示威者割席的矛盾狀態。就看最為激進的群體好了，沖進立法會，撕毀《基本法》、涂黑國徽區徽，甚至把國旗丟進海里，毆打代表執法者的警察，高舉英國美國國旗，寫著“川普快來解放香港”的標語等等，難道不是已經具備“革命”的意義了嗎？

說到革命者，我還真的親身認識接觸過幾位“革命者”。他們是臺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在1950年代前后參加中共地下黨，而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鎮壓與肅清。但他們離開囹圄的桎梏之后，態度與信念仍然堅強，現在還是可以看到這些老前輩帶著蒼老的病體，走在臺灣社會運動的街頭上，追求兩岸和平統一、反對不公不義。以我接觸比較多的陳明忠前輩來說，他甚至還出了一本回憶錄取名為《無悔》，我從來沒看過他們“目屎流目屎滴”的去“控訴”國民黨如何對他們不公不義、如何“暴力鎮壓”他們。還有已經過世的臺灣左翼作家陳映真，他也曾經受過國民黨白色恐怖的迫害，但他在一次演講中以極其堅定的神情與語氣，如此鼓勵著聽眾說：“我在這里著重要說出的臺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臺灣往后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后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后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

香港各界舉行撐警活動，圖片來源：新華網

而這些老前輩教給我的，不只是他們參與革命的精神與理想，還包括了看待世界的方法。在香港這場分不清是革命還是示威的運動里，很多人提出來說示威者是站在“大是大非”的立場上，追求進步的價值和理想，甚至把“左翼應該仇警”這類似是而非的“理論”搬上臺面。但是，一個學習過科學社會主義，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左翼”或“革命者”，都應該明白一個前提：在決定任何的行動綱領之前，第一步要先認清現實的形勢。中共革命期間在一定的周期內所發表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就是很好的證明。但香港的運動，則是在一個真空或平行的狀態里，對于現實的前提和形勢完全避而不談，不管國家機器的本質、只談“兩制”不要“一國”，就必然把運動帶進死胡同里。所以，很多人說香港的問題出在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貧富差距大、年輕人沒有出路、港府治理能力差等等，這些當然是事實，但示威者不是去針對政府、去針對大財團資本家，而是去沖撞同樣在基層討生活（揾食）的市民，還能稱得上是苦民所苦的“進步”運動嗎？

這個惡性漩渦，其實殺死了所有可能推進香港社會變革的機會和空間，讓所有示威者、甚至是不愿割席的市民們，完全被別有用心的激進暴徒綁架、被他們帶著走。目標和訴求越來越被掏空，所以他們只能寄生在警察的鎮壓之下，換取更多同情“弱者”的市民支持，維持這場空洞運動的能量。所以，誰在召喚暴力、誰在召喚鎮壓、誰在召喚流血、誰在召喚沖突，這些問題都應該被真正關心香港前途命運的人冷靜思考。

香港的問題當然很深，但不能凡事都先設定中共和港府是“元兇”，這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情緒勒索，讓臺灣、香港和西方在一個想像的世界里相濡以沫。這個世界習以為常地視“民主陣營”之外的世界是“沒有陽光的地方”，但真正捂住耳朵、遮住眼睛的，恐怕正是“民主自由”這組緊箍咒，想像出了一個不曾存在的香港，整個世界或說整個“民主陣營”其實都在抱團取暖。香港到底怎么了？如果只看回歸之后，只對“一國兩制”充滿仇恨和敵意，真的有助于香港打開心中的結嗎？我的一位家人在1990年代之初就定居香港至今，有一次他跟我說，香港回歸之前經常可見英軍大搖大擺走在街上，回歸之后解放軍反而“躲”得不見蹤影。光是這個對比，我們就不能輕易地否認香港回歸的正面意義。如果你說這只是個人之見，我真心推薦大家讀一位已故英國女士杜葉錫恩（Elsie Tu）寫的回憶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看完之后勢必就會理解那些在香港舉著英國旗到底有多么荒謬。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很多文章在分析香港的病因，預測香港示威運動日后的幾種可能。這些解讀當然需要，但我更想說的，還是來自于我的親身經驗。我有個弟弟從小在香港成長就學，即將要踏入大學校園了，反修例運動剛起之時，他同樣氣憤，甚至希望到現場去關心他那些已然“行動”的同學朋友們；但經過這么一段時間的沖擊與沖撞，他的想法慢慢改變了。過去他和我聊的都是生活上的瑣碎點滴，但最近他主動和我在Whats App上聊起了政治，他跟我說：“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尊重的地方，各有各的理據，將錯事合理化，放大反對自己觀點的人所做的錯事，再蓋過自己做的錯事”。這些出自一個十幾歲年輕人的反思與心內話，他卻沒有辦法在宣稱“捍衛／追求自由”的香港社會公開講出，甚至沒有辦法出現在同學朋友的對話里，因為“大家都不敢說出來，畢竟一表態就會被圍攻”。我能感受到他的無力和挫折，因為我在臺灣同樣是如此，所以我們兄弟倆每晚的對話，成為了彼此互相的慰借和依靠，不至于讓我們各自過度沮喪壓抑。這難道不悲哀嗎？但我相信我們兄弟的狀態和經驗，無論在臺灣或香港，都絕非孤例。此前我寫過一篇文章《港臺“單向度社會”，為香港撕裂火上加油》，主要觀點至今變化不大，港臺兩地的“單向度社會”，使得內部矛盾被引導為敵我矛盾，只要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正視，就沒有對話溝通的可能性，就算反修例運動停歇了，還會有下一個示威沖撞運動出現，香港的黑霧永遠不可能散去。

最后，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搬出身份并不是一個好的作法。但我還是想說，做為一個臺灣人，我絕不脫口說出“香港人加油、萬事小心”這句話，不管其他臺灣人怎么想或怎么做，但這是我對我所摯愛的香港家人以及香港土地能盡到的綿薄之力。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方遠觀點”（ID: fyviewpoint），已獲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