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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按：自1949年以來，兩岸官方首次接觸。2月11日下午，臺灣方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王郁琦來到南京，與國務院臺辦主任張志軍會面。兩岸在政治上的握手將統(tǒng)一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然而臺灣方面在文化上的動蕩令人擔憂。近日臺灣“教育部”高中歷史新課綱引發(fā)“去臺獨化”爭議，之前觀察者網已經多次報道。兩岸攜手需要文化歷史上的共識。臺灣時評人張方遠（編有《高中歷史課綱烽火錄》）特別為觀察者網撰文，梳理臺獨歷史教科書的歷史。臺灣有志之士的聲音值得兩岸各方傾聽。】

近來臺灣政壇與社會鬧得沸沸揚揚的高中課程綱要（簡稱“課綱”）爭議，其實已非第一次。從李登輝執(zhí)政時代1997年強行推動的國中（“國民中學”的簡稱，即大陸的初中）《認識臺灣》教科書以降，將近20年的時間，經歷兩次“政黨輪替”，教科書的爭議未曾停歇。教科書是當權者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傳輸管道，因而成為藍綠兩黨的兵家必爭之地，由此可見，教科書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客觀歷史事實之爭，在根本上就是政治問題——在臺灣就表現(xiàn)于國家認同與史觀立場的對立。

一般認為，當代民族國家的教科書系統(tǒng)，是在日據時期傳入臺灣。日本殖民末期，為配合殖民母國的全面侵華與戰(zhàn)爭動員之需，殖民當局在臺灣開始推動無孔不入的“皇民化運動”，教科書當然也不例外，目的在于將殖民地臺灣人民改造為盲目崇拜日本天皇、為天皇犧牲的臣民奴才。

2012年臺灣各版本高中歷史教科書

臺灣反共意識形態(tài)的濫觴：“國編本”教科書

1945年臺灣光復、重新復歸祖國，原來的皇民化教育轉變回民族教育，也就是國民黨式的中國民族主義教育。經歷一段磨合期之后，臺灣的各級教科書均由“國立編譯館”負責編纂（稱為“國編本”），推動反共民族主義教育，通過教科書將臺灣打造成為“反攻大陸”的堅強堡壘。

例如小學《國語》課本有一課《先總統(tǒng) 蔣公小的時候》（以前臺灣的公文書或是一般文章，提到“國父”與“蔣公”都一定要“挪抬”），課文如此描寫“偉大的 蔣公”：“有一天，他到河邊去玩，看見河里有許多小魚向上游。因為水太急，幾次都被水沖下來，但是小魚還是用力向上游。”“蔣公看了，心里想：‘小魚都有這樣大的勇氣，我們做人，能不如小魚嗎？’”“蔣公從小就做事快，不怕難，又有勇氣，所以長大了，能為國家做許多事。”這篇課文成為流傳于臺灣社會的“ 蔣公看魚逆流而上”的“勵志神話”。

還有另外一篇經典課文《沒有太陽的地方》：“自從民國38年共匪占據中國大陸以后，……大陸上的同胞一直過著貧窮不安的日子。他們好像住在黑暗森林里，看不見陽光，對將來沒有希望。到過中國大陸的人，都說那里是一個‘沒有太陽的地方’。……滿眼破舊的樣子，一點新的建設都沒有。”再加上國民黨街頭巷尾的口語宣傳：“大陸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下”、“在共匪的暴政下，大陸同胞只能吃樹皮、啃樹根來裹腹”。“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臺灣代代相傳對大陸的偏見有其歷史根源。

臺灣“國編本”教科書：《先總統(tǒng) 蔣公小的時候》

臺灣“國編本”教科書：《沒有太陽的地方》

1988年蔣經國病逝，李登輝掌權后仍沿用根據1983年訂定的高中歷史課綱而編寫的國編本教科書，課本稱北京政府為“匪偽政權”，稱毛澤東為“共酋”。為了突顯國民黨才是中國的“法統(tǒng)”，教科書稱大陸為“敵偽”，強調“中共統(tǒng)治大陸以來，倒行逆施，實行共產制度，實已違反世界潮流”、“共產制度的消滅已成定局”。

中國國民黨籍的“總統(tǒng)”李登輝，在黨政軍權力穩(wěn)固之后，再加上其背后有本土新興資本家支持，在政治經濟結構上開始出現(xiàn)至今仍為人詬病的“黑金”體制，并逐步推動“臺灣國族”建構工程，第一步就是“獨臺”化。1994年李登輝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表示：“生為臺灣人的悲哀”，“中國、中國人都是模糊的概念”；同年發(fā)生“千島湖事件”，李登輝又放言：“中國是‘土匪’”。李登輝的“獨臺”工程是有步驟的，先是稱“中華民國‘在’臺灣”，接著又推動“總統(tǒng)”由臺灣全民直選，并將“臺灣省”虛級化（稱為“凍省”或“精省”）。在教育方面，李登輝為貫徹個人意志，特意拔擢主張“同心圓史觀”的歷史學者杜正勝，兩人聯(lián)手改造中學社會科教材的史觀論述。

馬英九執(zhí)政將近7年，各級學校教科書仍充滿濃濃的杜氏“同心圓史觀”。什么是“同心圓史觀”？按杜正勝1997年的文章《一個新史觀的誕生》所稱：“以臺灣為中心，一圈圈往外認識世界，認識歷史”，“由內到外，從鄉(xiāng)土史、臺灣史、中國史、亞洲史到世界史，循序漸進”。

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以學術的名義，做為臺灣國族建構工程的有力背書，將國民意識形態(tài)轉型為脫離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杜正勝自己也說，他的“新史觀”是要“對臺灣現(xiàn)實處境和未來提供方針”，“擺脫大中國意識的籠罩，努力建立臺灣的主體意識”。杜正勝認為：“臺灣的中國人既已承認中共政權，不再自命為中國的正統(tǒng)或中國文化的主流。而政治上，不論‘臺灣國’或‘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都是獨立的政治實體”，“政治上與現(xiàn)在中國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認識臺灣》教科書橫空出世：反共、反中、親日三位一體

“同心圓史觀”的首次實踐，就是1997年李登輝與杜正勝共同主導出臺的國中《認識臺灣》教科書，此后教科書中的臺灣史部分自中國史獨立而出，至今教科書仍維持著“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論述順序，臺灣史的地位也由地方史上綱為“國史”。這部《認識臺灣》教科書，歷史篇將臺灣史分為“史前時代”、“國際競爭時期”、“鄭氏治臺時期”、“清領時代”、“日本殖民統(tǒng)治時期”與“中華民國在臺灣”等階段，不分本質，將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中國均視壓迫臺灣人的“外來政權”。同時美化日本在臺殖民統(tǒng)治，不再稱之為“日據”，強調日本為臺灣帶來“工業(yè)化”以及“守時”、“衛(wèi)生”、“文明”等“現(xiàn)代化”，避談其中的剝削與民族差別待遇。并且淡化臺灣人前仆后繼的抗日與光復運動，以“接收臺灣”取代“臺灣光復”。全書最后也不忘贊揚“落實民主法治”的“臺灣經驗”，“是中華民國面對中共的威脅卻始終屹立不搖的要因”，以此凝聚臺灣人民的“生命共同體”意識。

《認識臺灣》（社會篇）內文

在歷次的教科書爭議中，很多人只將目光聚焦于歷史科或國文科，而影響也很深遠的公民社會科卻往往遭到忽略。某位曾任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綱編撰委員的社會學者，曾投書指出：“歷史科目前大體上仍然是根據‘實證論’的知識系統(tǒng)，因此會把意識形態(tài)寄托于相關‘史實’的選擇與詮釋問題去進行爭辯。但是‘公民與社會’并不須要這樣。因為‘公民與社會’不但不須要刻意隱藏意識形態(tài)，反而根本就是關于現(xiàn)代公民教育的有關的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上述這段話就反映在《認識臺灣》（社會篇），教科書開宗明義即指出臺澎金馬是一個“實質上的命運共同體”，“國際上逐漸習稱‘臺灣’”。

第6章第2節(jié)《臺灣精神》更是全書“精華”所在，日本民族的“大和魂”精神在臺灣得到了“傳承”，課文稱：“除了有形的文化資產之外，我們還繼承了先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也就是所謂的‘臺灣魂’。”反中與反共的意識形態(tài)在這本課本中也得到了華麗且完美的結合：“民國38年以前，無論是在中國或是日本的版圖之內，臺灣一直都是政治權力的邊陲地區(qū)”，“直到最近，我們還是不屈服于中共政權的‘文攻武嚇’”，“三百多年來，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族群很少能平等對待臺灣人民，長期的屈辱以及一再的壓制，使臺灣人不斷地要求平等，珍惜自由，維護尊嚴”。

第8章《民主的滋味》則搭配李登輝所謂“生為臺灣人的悲哀”，強調“悲情的歷史”：“四百年來，大部分時間，臺人民都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臺灣政治史是一部未經當?shù)鼐用袷卓喜⑶覅⑴c的悲情統(tǒng)治史”。最末章《營造新臺灣》便寄希望于臺灣學子：“在國際社會中，我們不僅欠缺合理的生存空間，還經常面臨戰(zhàn)爭的威脅”，“到了20世紀末，‘臺灣人’已經成為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共同名字，一個嶄新的臺灣社會也逐漸成形”，“你我都是地地道道的主人”。

《民主的滋味》

這部橫空出世的媚日反華教科書，在當時臺灣社會引起相當程度的反彈，例如1997年7月20日TVBS與《新新聞》雜志合辦“認識臺灣教科書大辯論”，由支持《認識臺灣》的陳文茜（時為民進黨主席特助）、王拓（時為民進黨“立委”）、段宜康（時為民進黨臺北市議員）對辯反對《認識臺灣》的李慶華（時為新黨“立委”）、尹章義（時為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與陳昭瑛（臺大中文系教授）。臺灣著名的排灣族詩人莫那能，更是以其原住民的身份發(fā)表聲明嚴厲譴責《認識臺灣》教科書，疾呼：“立即修正所有即將印行的教科書，‘認識臺灣’必須認識真實的臺灣，不是強迫下一代認識虛構的臺灣”。幾位臺灣文史學者王曉波、李維士、曾健民、黃麗生、潘朝陽、陳昭瑛、劉孝春等人，逐頁逐句完成《認識臺灣》歷史篇與社會篇的修訂與批駁，由王仲孚教授主編為《認識臺灣教科書參考資料》，1997年9月由臺灣史研究會出版。臺灣左翼作家陳映真，以許南村筆名，邀請兩岸學者完成《認識臺灣教科書評析》一書（1999年臺灣人間出版社），批評這部教科書有著“大量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tài)干預，民族分離主義的宣傳和新殖民地觀點，使歷史教科書充滿了欺罔和錯誤”，并且逐一反駁教科書中的“臺灣文化多元論”、“明鄭獨立王國論”與“日本殖民有功論”等謬論。

在“反共反華”與“親美親日”的政治正確之下，“同心圓史觀”、“日本殖民有功”與分離主義的傾向就此主宰臺灣的歷史教科書書寫。李登輝卸任前夕，1999年臺灣修法通過教科書“一綱多本”，也就是根據“教育部”的課程綱要，開放民間出版社編寫教科書。原來“一綱一本”制度下肩負教科書編纂的“國立編譯館”于2004年正式退出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并于2011年與“國立教育資料館”合并為“國家教育研究院”。

此后，臺灣各級學校的教科書編寫過程成為“三級制”：先由“教育部”邀集專家學者訂定“課程綱要”，再由民間書商分別邀請學者教師根據“課綱”編寫教材，完成之后送交“國家教育研究院”小組審查，審查通過始發(fā)給審定執(zhí)照。

以《認識臺灣》教科書為例，歷史篇課程標準制定小組包含以下成員：黃秀政（召集人，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下稱人指會〕推薦）、李永熾（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立法委員”推薦）、李國祁（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指會推薦）、李筱峰（世新學院副教授，“立法委員”推薦）、江如雪（臺北市景興國中教師，臺北市教育局推薦）、呂實強（“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人指會推薦）、吳密察（臺大歷史系教授，“立法委員”推薦）、張玉法（“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人指會推薦）、張炎憲（“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立法委員”推薦）、黃鼎松（苗栗縣鶴岡國中校長，省教育廳推薦）、溫振華（臺灣師大歷史系教授，臺灣師大推薦）。其中大多數(shù)是獨派學者，更不乏臺獨立場堅定的“臺灣教授協(xié)會”成員。

民進黨執(zhí)政：中國是“外國”，教科書禁用“古今中外”

2000年民進黨籍陳水扁執(zhí)政之后，教科書的課綱、編寫、審查等三道關卡全面“獨化”。2003年9月臺灣“教育部”公布《高中歷史新課程綱要草案》，仍維持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甚至將明代中期以降的中國史列入世界史的范圍。2004年民進黨執(zhí)政期間，再度修訂高中歷史課綱，預計2006年實施，稱為《2006暫綱》。該《暫綱》將臺灣史與中國史完全分開，臺灣史獨立為第一冊；將1945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列為中國史，1945年之后的部分列入臺灣史；同時，也將確立臺灣復歸中國的《開羅宣言》定位為“新聞公報”，要求《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納入教材，教科書中正式記載西方與臺獨派所炮制的“臺灣地位未定論”。

在社會各方壓力下，時任“教育部長”的黃榮村不敢貿然實施《2006暫綱》，因此陳水扁撤換黃榮村，延攬杜正勝為“部長”，強行貫徹《2006暫綱》的施行。陳水扁卸任前的2007年，臺灣“教育部”委托獨派色彩濃厚的“臺灣歷史學會”完成《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下發(fā)各家教科書書商，依此“標準”編寫教材。這份報告檢核了當時自小學至高中各領域各版本的教科書，包含國語文、社會、歷史、地理、自然、生活科技、健康、體育、藝術與人文、地球科學、美術、音樂等科目，列出五大“不適合用詞”的“標準”：

（一）“不客觀歷史價值標準、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匯”，例如將“日據時期”改為“日治時期”，并禁稱孫中山為“國父”。（二）“自我矮化為地區(qū)或主體意識不清”，例如禁用“臺灣地區(qū)”、“全省各地”與“兩岸”等詞。（三）“臺灣與中國大陸分屬不同政權時期的敘述，對中國的地名、歷史朝代、特定人物等，未加注國名”，例如要求將“今山西省新絳縣”的敘述改為“今中國山西省新絳縣”，又如要求將“春秋戰(zhàn)國時代”改為“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代”。（四）“敘述日治時期臺灣的人、事、物，卻使用大清帝國、中華民國紀年”，例如要求將“中華民國16年”改為“大正5年”。（五）“對于特定詞匯的使用不夠精確”，例如規(guī)定不可使用“國字、國畫、國劇、京劇、古典詩詞”等詞匯，來描述“中國特有的文物、文字、書畫、戲劇、詩詞等”；又如規(guī)定不得使用“歷史上、古時候、古代、上古時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先民”等詞匯，來描述“時間或對象泛指中國古代或是古代之人”。

《不適合用詞》檢核

在此情形下，“古今中外”這句成語在教科書中被禁用，1945年臺灣“光復”變成了“戰(zhàn)后”，“中國人”被“漢人”取代，“中國文化”變?yōu)?ldquo;漢文化”，“中共”被“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法戰(zhàn)爭”改稱“清法戰(zhàn)爭”，“我國的元朝”改為“中國的元朝”等等。當然，“詩人李白”也要寫為“中國的詩人李白”。翻開厚厚的《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各種“不當用詞”可說是“罄竹難書”（2006年杜正勝曾稱“罄竹難書”沒有負面之意，指的是“事情多到連紙張都寫不完”）。

這份以政治力強行推動的“不適合用詞檢核報告”，威力驚人，不過是一兩字之差，但已經有效將“臺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政治宣傳灌輸給臺灣學生。當前臺灣的社會各階層，早已將“一邊一國”認為是理所當然之事，例如臺灣青年到大陸參訪工作求學一律自稱為“出國”，稱“陸生”為“中生”等等。現(xiàn)在臺灣中小學主要的新進教師，都是使用1997年之后的反中、反共、臺獨化、皇民史觀教科書的一代，分離主義的種子就如此繼續(xù)傳播。

國民黨執(zhí)政：無法扭轉臺灣學生根深蒂固的“兩岸兩國”觀念

2008年中國國民黨再度執(zhí)政，但獨化教科書并未因此而改善。不只歷史科因襲原有教材，地理科的地圖將臺灣與大陸之間標注“國界線”。公民科的課本同樣問題叢生，例如內容談及釣魚島主權爭議，非但未交代日本無理占據釣魚島，反倒引導學生將該問題思考為三國紛爭（中、臺、日）。又如教科書談到國家與政府形式，仍比照過去，將“我國”列為民主政體，將“中國”列為獨裁政體；并設計問題，要求高一學生討論“為什么中國有成文憲法，卻沒有被列入憲政民主國家？”再如教科書以不小的篇幅，論述了“中國武力仍威脅我國國家安全”，并鉅細靡遺地列出“中國武力犯臺的可能模式”：“以飛彈攻擊臺灣”、“封鎖臺灣對外交通”與“突襲占領”等，并搭配一張飛彈照片，輔以圖說：“目前中國瞄準臺灣的飛彈已達千枚以上”。我們不得不問，這究竟是課本，還是劇本？

馬英九執(zhí)政之初，當時“教育部長”鄭瑞城公布沿用扁政府時期修訂的《2009課綱》，引發(fā)學界與社會輿論的不滿與批評。后來“教育部”暫緩實施國文與歷史兩科課綱，暫時沿用《2006暫綱》；其他科使用《2009課綱》，但往后延一年才正式上路（因此《2009課綱》直到2010學年度才施行）。為研擬國文與歷史新課綱，教育部組成課綱小組，但成員多數(shù)仍為扁時代原班人馬。

《認識臺灣》（歷史篇）內文

2010年當時“教育部長”吳清基改組課綱小組，歷史課綱修訂直到2011年上半年才完成并公告，預計2012學年度施行，稱為《2012課綱》。《2012課綱》雖然仍維持“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敘事順序，但主要有以下五個修訂部分：（一）說明三國時代以來中國大陸與臺灣的關系；（二）加入日據時代臺灣同胞參與祖國大陸抗日的內容；（三）課綱中注明中國史在1949年之后之所以只寫中共的歷史，是因為中華民國的部分已經寫于臺灣史之中；（四）刪除“臺灣地位未定論”內容；（五）中國史課時增加為一個半學期。《2012課綱》出爐后，各家書商不愿大幅度修改課本內容，將舊課本簡單修改送審，居然還有版本稱日本侵華戰(zhàn)爭為“圣戰(zhàn)”，稱臺灣慰安婦是“自愿”的。

臺灣高中歷史課本，稱慰安婦是“自愿”的

馬政府對于課綱的修訂，事實上無濟于事。因為教材的編寫，以及事后的審查，基本上仍被獨派所掌握。例如目前負責審查教科書的“國家教育研究院”，其中高層還包括了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時代的主任秘書，以及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任臺北縣長時代的教育局局長。2013年9月開學前，有3個新版本歷史教科書送交審查，因其內容使用“明鄭”、“日據”、“中共”等詞，以及稱臺灣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等理由，便遭到“國家教育研究院”轄下的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封殺。

臺灣教科書“撥亂反正”：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如今臺灣的課綱爭議再起，根據臺灣“教育部”在今年1月13日“課綱微調公聽會”上提供的資料，“同心圓史觀”的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論述順序并未更動，主要是更動幾個關鍵用詞，例如將“荷西治臺”改為“荷西入臺”，將“鄭氏統(tǒng)治時期”改為“明鄭統(tǒng)治時期”，將“日本統(tǒng)治時期“改為“日本殖民統(tǒng)治時期”，重新納入“臺灣光復”。同時，新課綱也要求寫進清廷治理臺灣期間使臺灣成為當時中國最現(xiàn)代化的省份，以及日據時期臺灣人民遭受日本統(tǒng)治者的剝削與擠壓，也要求說明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對臺灣的影響……等等過去被扭曲的史實。

如果不知道李扁執(zhí)政將近20年的時間內，對于臺灣各級教科書所動的手腳，很可能就會誤以為馬政府兩次的課綱調整，是在強行侵犯臺灣原有的歷史記憶與認同。問題在于，現(xiàn)在臺灣社會高漲的反對調整課綱的情緒背后，反映出來強烈的所謂“臺灣主體意識”，真的是原來就素樸的存在著？還是其實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呢？

馬政府兩次課綱調整，與過去李扁所推動的教科書“臺獨化”相比，根本是小巫見大巫。這次民進黨從上到下高聲抨擊課綱微調，南部綠營執(zhí)政縣市首長更揚言要抵制新課綱與新教材，但是民進黨根本沒有批評的資格，如果沒有過去李扁將臺獨建國理想強加于教材書寫，今天也就沒有課綱微調的問題。民進黨應該做的，不是批評，也不是抵制，而是加速臺灣制憲建國的進程，等到哪天臺灣國成立了，也就順利成章可以推出屬于臺灣國的教科書，要怎么反共反中反華或是親美親日，自然就沒有阻力了。

同樣的，現(xiàn)在對于課綱調整強烈反彈的獨派學者，其實不必以悲情或是打出學術中立的大旗來包裝立場，也不必用低級的出身論或學歷論來指責參與課綱調整的學者。眾所周知，近20年來，獨派掌握臺灣文史學界的學術資源，以立場來決定學術的走向以及評斷學術成果的標準。當前這些學者的反彈，不過是對于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與逐漸融合趨勢的焦慮，深怕既得利益在兩岸整合過程中有所損失。

這次課綱的微調，只是臺灣教科書問題的冰山一角，2014年即將上路的“12年國教”，其課綱制訂與教科書編寫才是真正的戰(zhàn)場。說得再白一點，課綱與教科書之爭，不是低層次的“藍綠惡斗”（更何況這次國民黨內部幾乎無人出面為課綱調整辯護），也不必拿課綱調整會影響學生準備考試的方向等理由來轉移焦點。說穿了，課綱與教科書之爭就是政治問題，也就是國家認同之爭，更是立場之爭，是要站在侵略者、殖民者與臺獨的立場，還是站在反侵略與反殖民的人民立場？臺灣社會對于課綱調整的反彈，正好說明了臺獨史綱經歷若干年的發(fā)酵，已經取得了現(xiàn)階段的勝利。課綱調整“撥亂反正”只是第一步，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而接下來應該尋求建立新史觀的可能性，構建一套兩岸之間與東亞地區(qū)共同的記憶與史觀，以新的共同史觀來因應新時代的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