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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剛過，中國介入中東“政治漩渦”，引起世界矚目。外長與副外長分別會見敘利亞反對派“全國聯盟”主席胡杰與出訪沙特、伊朗不久，中國首次頒布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而就在沙特與伊朗兩國因奈米爾事件而“翻臉”之際，中國領導人不僅沒有像西方不少媒體預測的那樣取消或推遲訪問中東行程，反而“高調”宣布出訪沙特、伊朗與埃及三國，預示著中國將在中東政治秩序重建中發揮更關鍵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時下出訪國媒體并非都對中國中東外交信心滿滿。沙特“中東網”日前刊出評論文章稱：“鑒于中國對于中東地區常常面臨的宗教與政治沖突缺乏經驗，中東對于中國而言充滿風險”。不久前，該網站評論指責“中國一貫將中東外交事務拋給另外五大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此類觀點甚至更為負面的輿論在中東地區并不少見，究其原因，主要與中國在中東話語構建滯后有關。

建國之初，冷戰背景下，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其它第三世界國家在互不侵犯的基礎上展開以政治和意識形態掛帥、以經濟外交為輔的外交活動。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建設日益成為一項中心任務，中國外交也逐漸進入經濟外交時代，具體表現為“經濟帶動外交”，政治外交上“韜光養晦”、“做好自己的事”，不輸出意識形態與“中國模式”，亦不過度進行自我宣傳與吹噓。

當地時間1月1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利雅得會見伊斯蘭合作組織秘書長伊亞德（新華社記者王曄攝）

這種政策的好處在于，與二戰后西方大國一手輸出“民主人權”、一手扶植“代理人爭奪戰”干政的外交方式形成鮮明對比，從而使中國在中東諸國少有負面形象。但長期以來，受“低調外交”思路的影響，中國在中東輿論競爭方面呈現出滯后性。盡管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中國媒體積極在中東拓展站臺與媒體合作，且近幾年在“文化走出去”戰略的指引下，中國影視加快進入中東市場，但總體上，中國媒介對自身的宣傳報導仍是以傳統文化、民俗風情、社會風貌及兩國政經合作的淺層介紹為主，而缺乏從更深層面對中國自身內政外交制度與理念的系統闡釋。于是，原本因殖民歷史而獲得中東輿論主導地位的西方媒體，成為當地“深入”了解中國政情、經情、國情的主要途徑。

我們知道，西方媒體的涉華宣傳話語體系中，主導論調不外乎兩種：

一是“中國崩潰論”，即認為70年代末以來中國“信貸拉動增長”所帶來的經濟“奇跡式騰飛”并不穩定，加上市場經濟沒有所謂的“民主政治”為保障，中國經濟崩潰在即。

二是“中國陰謀論”，該理論將中國在中東非洲等地的投資、援助曲解為“新殖民主義”，宣稱中國“示好”是為了將中國過剩勞動力轉移他國，并在當地圈地圈錢、掠奪資源。

久而久之，許多中東人形成了對中國“又愛又驚，又羨又怕”的復雜印象：熱愛中國功夫、茶藝、漢服、民樂、書法、中醫等文化符號；驚訝于中國不遵循歐美模式、走出一條具有本國特色的發展路徑；羨慕中國短期內從落后國家“華美變身”為發展中大國；畏懼于中國這樣一個不遵循西方模式崛起的“怪胎”可能對自身造成“威脅”。此種心態的普遍存在，是當前中東一些政治與知識精英對于與中國合作既想又怕，故而選擇“經濟向東看，政治向西看”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筆者認為，隨著中國在中東影響力的增強，我們首先須要敢于談論“中國模式”。這并不是說我們要將自身體制推廣或強加于人，而是通過自己的聲音向外界進行更深刻與全面的自我詮釋，以便減少外界對中國民主環境、人權狀況、經濟模式、宗教立場等問題的“妄猜”與“誤讀”。

不避談“中國模式”的意義不僅在于增進中東乃至更多亞非拉國家對我國的了解，更是一種政治自信的表現。美國在“監聽門”與“虐囚門”鋪天蓋地的情形下下仍然能夠宣揚民主人權價值觀，中國在直面自身體制得失利弊的基礎上公允表達自己的信念與價值觀并無值得羞愧之處。相反，倘若中國人出于謙遜謹慎，對于自身如何迅速崛起的話題“諱莫如深”，倒會被外界認為是“中國沒有沿著西方模式發展，所以好景不長，連他們自己都沒有信心”。

除了“中國模式”，我們的輿論宣傳還有必要著重闡釋以下兩個中國外交理念。其一是“不干涉他國內政”。這條建國至今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正是中國尊重他國主權的重要體現。然而，數十年來，在西方話語體系下，中國“蔑視人權論”、“援助方式危害論”甚囂塵上。更糟的是，不少從小接受這套話語體系熏陶成長起來的亞非青年人對此深信不疑。筆者曾不止一次遇到中東國家的大學生問及：“中國為什么支持我們的獨裁政府？”而當我反問：“那你認為中國應該怎樣做呢，派軍隊到你的國家推翻你的政府嗎？”，他們無言以對。我想，未來中國在對外輿論宣傳中，如何全面闡釋不干涉他國內政不等于無所作為、更不等于支持他國獨裁政府，應當是一個關鍵課題。

其二是“共贏互利”。筆者在突尼斯考察期間，常有當地居民對筆者表達對吸引中國企業的擔憂，認為“中國企業喜歡攜帶很多中國員工，他們來了，突尼斯人會就失業”。在阿爾及利亞，近年來因“中國人搶飯碗搶資源”論引發的排華情緒日益嚴重。

然而，中國企業“走出去”給當地帶來的經濟社會效益卻往往被忽視。一方面，以往經驗表明，中企在中東與非洲增加投資，加強能源合作與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成為促進當地經濟活力的重要引擎，帶動原材料生產、加工、物流、餐飲、交通等多個經濟部門的發展。另一方面，人力資源屬地化早已成為諸多中國“走出去”國企與民企的重要奮斗目標。例如華為突尼斯分公司中現有80%的員工為本地人，又如近年來興建的中埃合作區中，85%的員工為埃及人。目前對于不少中企而言，人員屬地化的難題包括文化差異、語言交流障礙、招工難等，有的中國企業推出實習、培訓或招聘計劃，但報名人數不足。然而，由于深度宣傳與交流的缺乏，這些信息在當地民間鮮為人知。

突尼斯前婦女部部長、突尼斯大學教授莉莉婭·拉比迪在接受筆者采訪時有一段頗耐人尋味的論述，“突尼斯人想與中國合作，但中國對他們來說太陌生，讓他們心生恐懼”。當前，中國借助“一帶一路”戰略深入“走進中東”之際，構建相應的話語支持將是我們面臨的重要挑戰。這既須要提升我國媒體和新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更新傳播方式，也須要中國與中東知識界增加互動，增強學術探討與智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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