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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歷時十二年磨難月阻滯的伊核談判終于達成歷史性協議。

除了伊朗回歸國際原油市場可能讓去年夏天以來持續低迷的國際油市雪上加霜，各方關注的還有，美伊關系改善與伊朗制裁解除會如何影響正在變遷的中東地緣政治格局？要解答這一問題，還須從中東舊秩序的崩塌說起。

“英國治下的中東”到“美國治下的中東”

以一戰和二戰為界，近一個世紀以來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經歷了兩次重要變遷。

一戰落幕后，奧斯曼帝國作為戰敗國，被協約國強行肢解。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以《摩德洛斯和約》、《色佛爾條約》等形式，瓜分土耳其割讓的領土，勢力范圍遍及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與阿拉伯半島的英國成中東地區的主導力量，而獲得敘利亞、黎巴嫩等地的法國盤踞了第二霸主之位。

二戰后，伴隨日不落和法蘭西帝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被拖垮，是其面對美蘇新興霸權蠶食其帝國邊疆的無可奈何。先有美蘇聯手力促以色列建國，倒逼英國從巴勒斯坦撤出，后有英法被迫放棄蘇伊士運河，中東由英法的競技舞臺逐漸演變為美蘇的角逐場。第四次中東戰爭之后，基本形成親美的以色列、埃及、土耳其、海灣國家與親蘇的伊朗、敘利亞、阿富汗對峙的格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與美國在中東軍事存在此消彼長，前者撤軍阿富汗與后者在海灣戰爭中取勝，標志著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最終確立。

盡管新舊殖民主義大國之間、地區諸國之間沖突不斷，但二戰后中東伊斯蘭世界總體在外部力量干預下呈現有序狀態。以土耳其為代表的突厥人，伊朗為代表的波斯人，同埃及與伊拉克代表的阿拉伯人（納賽爾時代，埃及儼然為阿拉伯世界的標桿，薩達特執政后，埃及在中東影響力下降；80年代后，薩達姆領導的伊拉克國力迅速提升，填補了埃及勢衰留下的真空）等中東三大民族之間達成力量平衡。

在阿拉伯人內部，遜尼派穆斯林始終占據主導地位。而多次阿以戰爭表明，阿拉伯人還能在“反以”問題上找到某種合作的利益共同點，遜尼派與什葉派的教派矛盾尚不構成地區的主要矛盾。

中東失序

2003年小布什發兵伊拉克，扭轉了這一局面。鑒于伊拉克地處中東地理中心——“新月沃土”，并扼守地中海與印度洋之間的重要陸路通道，這場耗時8年的戰爭深刻影響著中東地區格局走向，成為一戰后中東第三次地緣政治變遷的起點。

在地區層面，伊拉克戰爭的一個重要結果，是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

首先，阿拉伯人陣營“主位虛懸”，讓埃及、沙特乃至卡塔爾等國虎視眈眈，為謀求地區大國地位而“不安本分”。

其次，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三足鼎足”的局面被打破，中東三大族群的勢力天平朝向有利于后兩者、特別是伊朗的方向的發展。而美國扶植伊拉克人數最多卻長期淪為“被統治者”的什葉派阿拉伯人上位，則不僅為激化了阿拉伯人內部遜尼與什葉兩派打教派的矛盾，而且為什葉派伊朗介入伊拉克、擴大地區影響力擴張創造了條件。

與此同時，中東穆斯林內部分歧加劇，為以色列在確保自身安全生存并置喙周邊事務提供了更有利的生存環境。

也許，對華盛頓而言，伊拉克戰爭的更大“惡果”，是導致美國在中東控制力的逐步喪失。

山姆大叔先有不負責任地插手與撤出伊拉克，隨后又策動巴沙爾倒臺、引發敘利亞內戰，終于讓IS趁亂而入。IS在“建國”數月內取代“基地”，奪取“恐怖世界”頭把交椅，甚至在西方本土制造恐襲，不僅標志著美國2003年以來對伊拉克乃至中東地區的政策失敗，也意味著美國對中東的失控。

伊核協議的地緣影響

從巴沙爾“穩坐釣魚臺”，到胡塞武裝攻陷也門總統府，乃至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高調軍演，近年來，西方人對德黑蘭的重重制裁未能遏制其所領導的所謂什葉派“邪惡軸心”在中東“新月地帶”與阿拉伯半島強勢膨脹。

可以預測，隨著核談達成一致，解禁后伊朗購買力必定迅速提升，屆時將有更多資本向其什葉派代理人輸送武器與物資。

與伊朗蒸蒸日上相對應的，恐怕是遜尼派陣營的每況愈下。

盡管3月底開始的也門空襲中，沙特、埃及、阿聯酋等十國遜尼派政府做出“團結一致對付什葉派”的姿態，但交戰中諸國各懷鬼胎，除沙特外的九國“出聲多，出力少”，以致聯軍迄今仍未能從也門戰場討到便宜。

更糟的是，目前，無論是被國際油市低迷與國內統治集團內訌纏身的沙特新王薩勒曼，還是疲于應付穆兄會與IS分支兩面挑戰的塞西，對于領導并凝聚遜尼派阿拉伯人都頗顯有心無力。

此外，鑒于伊核計劃對以色列在中東核壟斷地位構成沖擊，以色列或將與沙特因“共同的敵人”而情投意合。這一趨勢在四月前內塔尼亞胡高調派出戰斗機助陣沙特“決戰風暴”已經初露端倪。從以色列與沙特均不避諱聯合軍事行動上看，未來中東地區伊斯蘭與猶太教的宗教對立可能會在沙以兩國國家利益驅動下而淡化為次要矛盾。

美國控制力再下挫？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伊核談判之所以能在歷經阻滯與磨難后達成一致，既離不開奧巴馬與克里數月來孜孜不懈的努力，也離不開白宮最終在鈾濃縮、解除制裁和檢查等項目上的讓步。

這里面固然有連失參政兩院的“跛腳鴨”總統急需“挽尊”的迫切心理，但借助伊朗反恐與緩和同美國同中東什葉派陣營關系也是白宮的雙重考量。

不過，目前來看，后兩個目標都不易實現。

一方面，核談雖然達成一致，但原則上談判達成的任何成果還要經過美國國會審理。目前，共和黨未曾放棄對履行協議設阻。因此，在最終確定解禁之前，伊朗仍不會放棄“反恐”籌碼，對IS的打擊恐怕依然是“且戰且觀望”。

另一方面，伊朗政壇的強硬保守派與溫和保守派在要不要反美的問題上尚有極大分歧。日前伊朗國內大規模聲援巴勒斯坦游行中，“打倒美國”口號盛行，表明伊朗民間反美情緒仍然濃厚。在此背景下，標榜“摘核換解禁”僅是權宜之計的魯哈尼也難以貿然放棄反美姿態。

在美國看到核談協議帶來任何收益遠景之前，恐怕仍然要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應對近在眼前的切實風險。

自3月初內塔尼亞胡“大鬧華府”，到沙特同以色列在華盛頓并不情愿的背景下，聯手發動也門空襲，乃至本周一以色列防長亞龍威脅稱：“壞協議已經達成，我們必須自己保衛自己”，都釋放出美國傳統盟友以色列、沙特離心離德的信號。而連月來，沙特王子穆罕默德與“宿敵”普京達成“核電換錢”默契，前者出核技術，后者出錢（7月初，正飽受西方經濟制裁之苦的俄羅斯獲得美國老“盟友”沙特投資100億美元的承諾，成為美國外交的巨大諷刺），頗有“同舟共濟”之意，則讓美國更添煩憂。

總之，在地區格局大變動之際，核談達成一致，給中東地緣變遷的走向帶來更多變數。沙特與伊朗此消彼長的前景，可能促使什葉派與遜尼派紛爭超過伊斯蘭與猶太教罅隙，成為地區主要矛盾。至于美利堅縱然力促核談也難扭轉自身在中東控制力喪失，則是其前期一系列失策所注定的結局。縱有再多不甘心，短期內，從“最不壞的選擇”而非“最理想的選擇”出發制定中東政策，恐怕會是美國必須接受的某種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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