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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對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壓力減弱

隨著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現負增長，中國的勞動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就業對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壓力減弱。2012年新增城鎮就業1266萬人，是過去9年來的最高水平。在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的情況下，城鎮新增就業與往年相比不減反增，既說明就業對保持經濟高增長的壓力減小了，也表明經濟增長拉動就業的能力進一步增強。

從勞動供給來看，現在每年新增勞動力數量大概為1500萬-1600萬人（未能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中職畢業生，本、專科畢業生，畢業研究生，復員軍人），每年大約有500萬-600萬農業轉移勞動力，二者合在一起，每年需要新安排就業的人員數量大約為2000萬-2200萬左右。從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數量來看，每年新增城鎮就業機會在1200萬左右，新增非農業就業機會在1500萬-2000萬之間，這樣算來，勞動供求關系就呈現供給略大于需求的格局。

不過，考慮到每年農業轉移勞動力數量的不確定性，以及新增勞動力也不會全部參與勞動力市場等因素，實際需要安排就業的人數與每年新增崗位數量之間最終就會呈現基本平衡的局面，這實際上也是當前就業形勢穩定的客觀基礎。

勞動參與率下降，真實失業率偏高

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呈現穩定下降趨勢，目前維持在5%-6%左右，這一水平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似乎并不高，然而，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的變化則揭示我國城鎮失業問題依然嚴重。

2000-2009年，城鎮勞動參與率從64.5%下降到61.3%，下降超過3個百分點，就業率則從59.6%下降到58.3%，下降超過一個百分點。勞動參與率的下降意味著更多的人退出了勞動力市場，而就業率下降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中有工作人口的比重下降。

我國曾是以勞動參與率高而著稱的國家，1990年時，城鎮勞動參與率仍然高達70%左右，大大高于發達國家水平。但自此之后，勞動參與率呈現穩定下降趨勢，我國目前城鎮勞動參與率已經低于許多發達國家如英國（62.2%）、美國（65%）、加拿大（67.8%）、澳大利亞（67.8%）等國家的水平。我國城鎮勞動參與率下降固然有非市場因素的影響，如教育年限的延長尤其是大學入學率的快速提高，以及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劇，但更根本的原因則是由于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很多人不得不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之故。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參與率下降意味著真實失業率的上升。

如果假定保持勞動參與率不變，我國城鎮失業率自2000年以來就會呈現上升而不是下降趨勢。圖1是我們假定城鎮勞動參與率不變而計算的城鎮可能的真實失業率與名義上的調查失業率對比。從該圖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來，如果維持勞動參與率不變，城鎮的真實失業率一直呈現持續上升趨勢，最近5年來基本維持在9.5%-9.8%的水平，2009年的城鎮失業率會是9.5%，而不是名義上的5.17%，真實失業率高于名義調查失業率近一倍。

對于當前的勞動力市場形勢，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切不可因失業率統計數字較低而對勞動力市場形勢過于樂觀。擴大就業，讓更多的人擁有工作仍然是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要挑戰。

雇員化水平滯后于非農化

傳統上來看，中國是一個農業就業和自雇就業為主的國家，而從農業就業轉變為非農業就業，從自雇就業轉變為雇員化就業是任何一個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必須經歷的過程。一個社會的發展，從就業角度來看其實就是不斷實現就業的非農化和雇員化的過程。當然，雇員化需要以非農化為前提，因為要想成為雇員，就必須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但非農化并不必然導致雇員化，因為從農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既可以受雇就業，也可以通過自雇而就業；當無法找到合適的受雇工作時，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就只有在城鎮選擇從事個體工商業活動而成為自雇就業者。因此，通過觀察就業非農化和雇員化的過程，可以判斷出一個國家就業水平的發展是否健康。在就業非農化過程中如果就業雇員化水平同步提高，那么，這就是一種健康的發展狀態；如果就業非農化過程中就業雇員化水平停滯，則意味著優質就業崗位匱乏，社會發展受阻。

比較中國就業非農化與雇員化進程可以發現，1978-2010年間，就業呈現快速非農化趨勢，非農就業占就業比例從30%左右增加到63%，年平均增加超過一個百分點；與此相對應，雇員就業雖然也呈現增長趨勢，但增長速度卻大大滯后于非農化；雇員就業比例僅從30%左右增加到50%左右，年均增加0.6個百分點，雇員化趨勢大大滯后于非農化趨勢。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就業雇員化滯后于非農化的狀況最近幾年正變得越來越嚴重。在1990年之前，就業非農化和雇員化幾乎完全同步，非農就業比例和雇員就業比例基本沒有差別，但此后，非農就業比例開始高于雇員就業比例。1990年，非農就業比例高于雇員就業比例3.62%，此后二者的差異逐漸加大，而1997-1998年間又出現了突然增加的狀況，二者之間的差異從相差7.9%增加到相差12.07%。2000年后，二者之間的差距基本上維持在13%左右的水平，截止到2010年，非農就業比例高于雇員就業比例13.27%。就業雇員化嚴重滯后非農化的后果是，從農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雖然實現了在非農部門就業，但很多就業采取了自雇或者靈活就業的形式，并沒有轉變為雇員化就業，顯示出優質就業崗位不足，就業質量不高。

發達國家由于完成了城鎮化和工業化，經濟格局趨于穩定，雇員化就業程度都處于較高水平，并保持基本穩定。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最新數據，2008年發達國家和歐盟經濟體雇員就業比例平均為86.2%，有的國家甚至高達90%以上，其中澳大利亞88.2%，法國89.5%，德國88.4%，日本86.5%，英國86.6%，美國93%。

反觀發展中國家，它們大都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之中，雇員化程度往往較低，例如2008年印度尼西亞雇員就業比例只有33.4%，越南2004年該比例為25.6%，印度2005年該比例低至15.8%，體現了這些國家經濟形態仍然比較原始、發展階段相對初級的特征。

從就業雇員化程度來看，中國目前仍然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典型特征。截至到2010年，中國雇員就業比例僅有50%，與發達國家平均86%左右的水平相去甚遠。中國要想成為一個先進的發達國家，最根本的任務就是必須不斷提高就業的雇員化程度，把大量仍然處于自雇或者靈活就業狀態的低層次就業崗位轉變為公司化、有保障的高質量就業崗位。

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經濟在加快發展的同時，還必須不斷提高經濟的正規化和組織化程度，在此基礎上實現勞動力市場的雇員化和正規化。

勞動報酬增長偏慢

勞動報酬占GDP份額下降是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但這也是一個常常被誤讀的問題。由于勞動報酬存在統計口徑差異，使用不同口徑數據進行國際比較常常會導致認識上的混亂。我們使用雇員勞動報酬這一可比口徑數據進行國際比較發現，中國勞動報酬份額水平確實很低，但這主要是就業雇員化程度低所決定的。

當然，在使用雇員勞動報酬衡量勞動報酬的情況下，勞動報酬份額變動不僅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而且還和雇員數量變化密切相關，在給定工資水平不變條件下，勞動報酬份額會因雇員數量增加而上升。然而，自2003年以來，我國就業雇員化程度不斷提高，但雇員勞動報酬份額卻保持相對穩定，這意味著工薪勞動者實際工資水平在下降，勞動者分享經濟增長程度不足；與此同時，工薪勞動者內部工資水平也出現分化，越是低收入的勞動者工資增長速度越慢，而高收入勞動者工資收入增長相對快。

2003年以來，我國就業雇員化程度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從2003年的38.5%快速上升到2008年的45.6%；與此相對應，雇員勞動報酬份額卻完全沒有反映就業格局的變化趨勢，雇員勞動報酬份額在1992-2008年間基本上保持相對穩定狀態。根據資金流量表數據推算，雇員勞動報酬份額在2003年為30.33%，2008年為30.25%。在雇員就業比例不斷上升的情況下，雇員勞動報酬份額保持相對穩定意味著雇員實際工資水平的下降。

根據國家統計局城鄉居民收入調查數據，我們估算了我國雇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從平均貨幣工資水平來看，全部雇員平均工資1985年為1098元，到2010年增長到28397元，共增長了25.85倍。而同一期間人均GDP從857元增加到29991元，增加了34.96倍；雇員平均貨幣工資增長速度低于人均GDP增長速度。使用平均貨幣工資與人均GDP之比來看，2003年全部雇員平均貨幣工資與人均GDP之比為1.34，到2010年下降到0.94，這意味著實際工資水平在此期間下降了接近30%。

不僅如此，雇員工薪水平的下降還表現出越是低收入和相對弱勢的勞動者，工薪報酬水平下降得越快的特征。在全部雇員中，城鎮職工是收入水平相對高，保障程度好，同時也是相對強勢的勞動群體，而除城鎮職工之外的其他雇員勞動者則基本上都是收入水平相對低、保障程度較差的相對弱勢勞動者。自2003年以來，城鎮單位職工平均工資與人均GDP之比從1.33下降到1.24，而除城鎮單位職工外的其他雇員平均工資與人均GDP之比則從1.35下降到0.8，下降了0.55，這意味著后者實際工資水平下降了40%左右（見圖2）。

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加劇

在總量矛盾有所減輕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這種結構性矛盾一方面體現為對熟練工人、中高級技術工人的需求無法及時滿足，目前農村轉移勞動力中，約83%只受過初中及初中以下教育，受過正規職業培訓的比例僅有15%左右，缺乏技能使得很多企業難以招到合格的技術工人，而另一方面則是大學生就業越來越困難。

過去1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大學毛入學率從1990年代末的不足10%增加到現在的25%左右，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大學的毛入學率的差距仍很大。發達國家的大學毛入學率一般都在50%以上，例如法國為56%，日本為55%，英國為59%，美國為82%，韓國更是高達91%。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需要質量的提高，而且仍然需要數量規模的繼續擴張。與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要求相比，中國大學生數量并沒有過剩。

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一是大學生教育體系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存在嚴重脫節，高等教育改革確實給了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并沒有帶來同樣多的市場需要的人才；二是我國經濟內生增長能力和創新能力不足。中國經濟目前仍然處于微笑曲線的中間部位，缺乏核心技術和品牌，與之對應的工作崗位主要為制造部門的生產性工人；而與微笑曲線兩端對應的創新性服務性崗位都是適合大學生就業的崗位，無法實現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造成我國經濟增長創造適合大學生就業崗位的能力不足。當然，大學生就業難與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并不是一種單向關系，而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