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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歷經千難萬險的中央紅軍終于到達陜北。自一年前離開中央蘇區根據地以來，中央紅軍第一次得到了一塊穩定的根據地。

根據地之于紅軍的重要性，在離開中央蘇區根據地的這一年里，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之下，在雪山草地的自然困難面前，備歷艱辛的紅軍體會尤深。多年之后，經歷過長征的紅軍指戰員們仍然會回憶：離開根據地之后，紅軍就處于無后方作戰的狀態，為長征帶來極大的困難。

沒有根據地意味著什么

在作戰時，軍隊都要區分前方與后方，前方負責打仗，后方負責籌集后續兵員、糧草、彈藥、服裝等后勤補給物資。可以說，后方供應的成敗往往直接決定前方戰事的發展態勢。正因此，歷史上一些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劣勢一方能夠取勝，經常依靠的就是偷襲敵人后方補給基地，使敵人供應斷絕，被迫撤退。著名的官渡之戰便是如此，曹操與袁紹在長期對峙中拼消耗，最后曹操通過突然偷襲袁紹的后方物資集中地烏巢，從而一舉扭轉戰局。

紅軍面臨的無后方作戰就意味著，他們行軍打仗所必須的物資都沒有著落，沒有固定的來源。

紅軍與舊軍隊不同，不給指戰員發餉，但與舊軍隊相同的地方是，紅軍指戰員也是人，必須吃飯、穿衣。尤其是在離開中央蘇區時，因為事先準備不足，也沒有長期遠離根據地作戰的準備，因而攜帶的物資極少。在湘江戰役中，為了搶渡，又被迫拋棄了一部分物資。因此，到貴州、云南一帶時，云貴高原已是冬季，而紅軍指戰員仍然沒有棉衣，只能穿著單衣在高原的冬天行軍打仗，長途奔襲。

更重要的問題是人。

首先是兵源。紅軍的兵源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被俘的國民黨軍官兵，經過政治教育后可以爭取一部分參加紅軍；另一方面，則是根據地的翻身農民踴躍報名參軍。這兩方面的補充才使紅軍從井岡山時期的兩三千人一直發展到中央蘇區鼎盛時期的五六萬人。

在長征開始前，中央甚至提出擴紅十萬的目標。雖然最后沒有完成這一任務，但經過多方面努力，仍然在短時間內將紅軍的規模擴大到了近十萬人。不過，由于新參軍的戰士未能來得及訓練就被單獨編為一個軍團，結果在戰斗中迅速減員，經過湘江戰役，所剩無幾。

在長征開始后，這兩方面的條件都不存在了。俘虜敵人需要打殲滅戰，可長征開始后，中央紅軍就改變戰略戰術，盡可能避免與敵人硬碰硬，也就談不上對敵人打殲滅戰，自然難以俘虜敵人官兵。因為沒有穩定的根據地，所經過的地方雖然受到群眾歡迎，但畢竟是匆匆來去，尚未和當地群眾建立魚水深情，紅軍就又要在敵情變化壓力之下被迫離開，當然無法吸引多少當地群眾參軍。

因為沒有根據地，紅軍也就缺乏穩定而安全的后方醫院，來為戰斗中負傷的傷員提供治療和恢復，只能做一些簡單的處理。

對紅軍來說，負過傷的干部戰士都是寶貴財富。負過傷就意味著他們已經有了戰斗經驗，因此他們在未來的戰斗中可能會是骨干力量。不少紅軍將領都曾負過傷，在后方醫院療傷。其中比較著名的，大概要數名將粟裕，他曾多次負傷，中央蘇區時期也曾負過傷，正是在后方的紅軍醫院進行治療和恢復的。

而在沒有后方根據地的長期轉戰條件下，就沒有這種條件了。在長征中，輕傷員盡量帶走，重傷員短期內無法恢復，只能就地安置到群眾家中。秦基偉將軍在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向川陜轉移時，就因為負傷而被安置在群眾家中。但他清楚，留下的結果要么是被敵人抓住殺死，要么就是脫離革命隊伍，所以他稍微好一點了，就趕緊去追隊伍。

戰爭年代的秦基偉

長征過程中，類似情況造成的減員不在少數，多數只能被迫脫離革命隊伍。貴州、云南、四川一帶都有經歷相似的人，他們跟著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一路艱難轉戰，卻因為負傷不得留在當地老百姓家里。

在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中，我們現在經常會聽到一個說法，國民黨軍進入蘇區，就會變成聾子、瞎子，只能被紅軍牽著鼻子跑，等到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疲憊不堪，紅軍再突然發動攻擊，將敵人一舉殲滅。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蘇區的群眾心向共產黨，心向紅軍，而反對國民黨和國民黨軍。所以，根據地群眾會將掌握到的國民黨軍的一舉一動都報告給紅軍，而國民黨軍卻無法通過群眾獲取絲毫紅軍的消息，自然變成了聾子、瞎子。

長征中的紅軍所到之處，遇到的情況雖然還不像進入蘇區的國民黨軍那么悲慘，完全變成聾子、瞎子，被敵人牽著鼻子走，但獲取敵人動向的信息顯然不如在中央蘇區根據地那么及時、迅速。

純粹依靠一些軍事技術手段進行分析，得到的敵情常常會出錯。比較著名的當屬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剛重新得到紅軍指揮權指揮的土城戰役，因為敵情信息錯誤，使原計劃中的突襲戰變成了久攻不下的攻堅戰，而且敵人的援軍還在不斷趕來，紅軍的傷亡持續增加，卻看不到勝利的希望，膠著之下毛澤東被迫決定下令紅軍全線撤退，與敵人脫離接觸，保存力量。

尋找新根據地的漫漫長路

當時的中央雖然由“國際派”把持，路線、方針和政策都比較教條、僵化，但根據地的重要性他們還是知道的。他們最后被迫放棄中央蘇區根據地，主要是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蘇區在敵人的重重圍困之下已經不可能再扭轉困局了。放棄蘇區進行轉移，是為了尋找新的根據地，而不是因為根據地不重要，或者說他們不明白根據地的重要性。

離開中央蘇區后，中央紅軍的第一個行動方案是到湘西去與賀龍、肖克率領的二、六軍團會合。但紅軍的戰略意圖很快被國民黨識破，沿途層層攔截阻擊，到湘江之戰后，紅軍大幅減員，已經失去了與國民黨軍硬碰硬的能力。隨后，國民黨軍又在一方面軍前往湘西的路上布好了口袋陣，坐等中央紅軍來鉆。更重要的是，二、六軍團當時在湘西的根據地條件并不好，全軍總共一萬余人，而且缺乏大運動戰的經驗和能力，只能以游擊戰為主，對中央紅軍的戰略策應能力不足。并且，湘西自然條件要比中央蘇區差很多，少數民族眾多，敵情復雜，二、六軍團自顧尚且不暇，無力接納龐大的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

因此，在湘江之戰后，中央紅軍決定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方案，轉而尋找戰機，北渡長江，與此時已在川陜一帶建立根據地的四方面軍會合。為了擺脫敵人的尾隨追擊，中央紅軍先后四渡赤水，突襲貴陽，威逼昆明，從而完全打亂了國民黨軍的圍堵計劃和部署，才爭取到北渡長江的機會。之后，又翻過雪山，終于與四方面軍會合了。

與四方面軍會合時，中央紅軍和機關人員總共不足兩萬人，四方面軍約五萬人，兩個方面軍總共近八萬人，以當時川西北根據地的條件，也無法供養數量如此龐大的軍隊和機關人員。紅軍必須尋找其他出路。

張國燾給出的方案是南下，利用四川軍閥林立，大小軍閥之間長期混戰的矛盾，占領四川，作為根據地。而中央認為，紅軍的出路應當是繼續北上，到陜甘寧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去尋找立足之地。經過斗爭，最終達成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一起北上的決定，但在過完草地之后，張國燾突然裹挾中央紅軍與中央機關南下，以武力為后盾，強行解決戰略方向的分歧。中央紅軍和中央被迫連夜出發，單獨北上。

由于一部分中央紅軍被四方面軍裹挾南下，北上經甘南、甘肅到達陜北的僅約7000余人，中央紅軍的兩個主力軍團一軍團和三軍團也合并，改編為陜甘支隊。到陜北后，又與陜北紅軍的3000余人、先期已經到達陜北的四方面軍別部紅25軍的5000余人合并，重建了紅一方面軍。經過直羅鎮戰役，中央紅軍在陜北取得了第一次勝利，從而在陜北站穩了腳跟。這樣，轉戰一年有余、行程二萬余里的長征才算結束，漂泊已久的中央紅軍才又終于找到了一塊可以充當后方的根據地。

一年后，二、四方面軍并肩北上，在甘肅會寧與一方面軍勝利會師，紅軍三大主力終于在陜北聚齊，陜北成為繼中央蘇區之后的又一個革命中心。

與一方面軍分手后，四方面軍單獨南下，向四川擴張，但不久后即遇阻，于是重新回到川西北，接應從湘西一路轉戰至貴州、四川的二方面軍北上，準備會師后再聯袂北上陜甘，與一方面軍會合。不過，四方面到甘南后，就駐足不前，張國燾又和一方面在西征還是北上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

時任四方面軍紅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后來在回憶錄中分析了北上的困難，其中的理由之一是，陜北是干旱地帶，物產欠豐，人口稀少。陜北根據地內當時總共才40萬人，要供養二萬人左右的一方面軍已經捉襟見肘，如果四方面軍和二方面軍全軍北上，再加六萬人，對陜北而言，實在難以支持。而他們當時所在的甘南，還有80萬人，也沒有陜北那么干旱，至少物產要比陜北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