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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前一天，9月30日上午，鬧得沸沸揚揚的“南京虐童案”在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被告人即虐童案中孩子的養母李征琴被法庭認定犯有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

構成此案的關鍵在于孩子所受到的傷害能否被鑒定為一級傷害，此前一天，9月29日，控辯雙方就此進行了辯論。作為被告一方，李征琴承認自己打孩子不對，但否認自己犯罪，并反復強調，打孩子是為了教育，不是虐待。并且，在法庭辯論過程中，李征琴情緒激動，做出了一些失去理性的舉動，甚至以頭撞墻，最后被法庭宣布逮捕。

法庭宣判后，李征琴表示對判決不服，并在最后陳述中表示，“孩子被我打了，是我的錯。但是公安、檢察機關、學校和社會、網絡給孩子帶來的傷害比我打還要大。為了孩子的一生，請各位檢察官、法官去與寶寶談談。”

此前，孩子的生母也多次公開表示，媒體和網絡輿論對此事的過分關注既害了兩個家庭，也害了孩子。李征琴在9月29日的庭審辯論中還說，如果她因此被判刑，失去工作，失去社保，她就沒用能力繼續撫養孩子了，孩子會受到更大的傷害。而孩子也對媒體說，他并不因為挨打就記恨養母，仍然想能盡快見到養母。

對領養的孩子的教育問題，古來為難。正因為不是自己親生的，所以輕不得重不得。不管吧，鄰里會認為對孩子的教育不負責任，管吧，別人又會認為對孩子不好。總之，作為養父母，面對孩子和社會輿論，總是很被動的。

但這個案子的特殊之處在于，作為養母，李征琴不但打孩子，而且確實打過頭了。從媒體發布的照片上看，用遍體鱗傷來形容，也毫不過分。無論孩子是否親生的，這樣打肯定都不行。媒體輿論在這一點上沒有什么分歧。

其實，打孩子這種事，從來都有，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就算是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孩子已經少多了，打孩子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至少在1980年前后出生的這一代人中，挨打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不光父母打，老師也打。我小時候在農村生活，有個小學同學因為一個事情被學校叫了家長，回家后，他爸用繩子把他吊起來，用鞭子打。筆者本人也有類似記憶。有次因為罵人，我爸說不能罵，我還罵，我爸生氣了，就拽著我耳朵，耳朵被揪得開了個口子。至少在當時，親戚鄰居即使看到了，最多也就是攔著讓別打得太狠，但不會想到打孩子這事兒也算犯罪。

打孩子不對，尤其是打得遍體鱗傷，更不對。這沒有問題。但問題是，碰到這種情況，該怎么處理？和一般的犯罪不同，這種案子中犯罪的一方和受害人是存在特殊關系的，尤其是對受害人是還未成年的孩子的情況來說，他的生活必須依賴于對方提供保障。因此，在按照法律做出處分的時候，法院一般必須要考慮到具體后果，是否會對受害人更加不利，而不是機械地按照法律規定進行處分。

說到這里，不能不再說說已經成為法學界經典文本的《秋菊打官司》。村長打了秋菊的丈夫，秋菊很憤怒，要求村長道歉，村長不肯，于是秋菊找來公安。公安按照行政處罰條例處理，將村長抓走了。這時候，秋菊反而困惑了。因為對秋菊來說，這不是她想要的結果，她要的是村長給她丈夫道歉，把村長抓走拘留，這超出了秋菊對這件事的后果的預期。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朱蘇力等法學家提出，法治也不能一刀切，而必須考慮具體情況，具體問題具體處理，允許基層政法工作者根據自己的經驗處理問題，也就是法治必須充分尊重和利用本土資源——而這在許多教條主義者看來，就是反對法治。

李征琴打孩子，而且打得遍體鱗傷，正常人都會覺得太過分了，不應該。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李征琴應該負刑事責任？這是成問題的。至少按照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來說，更希望看到的是李征琴能采用更好的教育方式來教育孩子，而不是像這樣采用暴力，但不是把李征琴逮捕并判處有期徒刑。因為這就意味著，在這期間，孩子將會失去養母的照顧。而且，在目前的中國社會里，一個受到刑事處分的人肯定會在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方面受到影響，尤其是工作。李征琴說的失去工作、失去社保顯然是非常實際的問題。

因此，在過去基層政權機構社會威信還比較高的時期，類似的事情可以向社區反映，可以向片兒警反映，也可以向當事人的工作單位反映，任何一方出面勸誡，都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只有當這些機構的勸誡都不能阻止當事人繼續打孩子的時候，才會上升到司法層面。換句話說，動用司法的力量，對當事人采取強制措施，這是最后的辦法，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經常會聽到一個說法，法律是社會秩序的最后一道閘門，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的問題是，社區管理部門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警察也只是按照規定在糾紛發生后進行處理糾紛，工作單位更加不用說，現在都是雇傭勞動關系，工作單位只管員工在工作時間內是否做好了本職工作，根本不會也不愿意也沒能力去管員工的生活問題。所以，之前的緩沖帶都已經不存在了，一旦出現問題，就直接面對司法機關。也就是說，社會秩序和道德的最后一道閘門，在今天實際上已經成了唯一的了。

但對南京當地的公安、檢察院和法院而言，這個問題既然是先在微博上熱炒并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討論的案子，當然會受到更高層級領導的關注，他們在處理時自然不敢怠慢，必須嚴肅處理。而這時候的嚴肅，往往也就意味著，他們不太敢像以往處理類似案子那樣，充分考慮具體情況再做判決，而是會嚴格依照相關法律的規定處理。當然，從最后的判決結果看，法院的判決是有期徒刑中的最低刑期，顯然法院也認為用刑事法律處置雖然合法，卻不合情理，對孩子的成長也不好，所以要盡可能將這種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但同時又能對輿論有個交代。

這也是現在類似先引起社會輿論廣泛關注、司法機關再被動介入的案件處理中必須面對的情況，不僅要按照法律規定處理案件，還要盡可能考慮到社會輿論壓力，處理過程和結果都不能給媒體和公眾留下什么可以質疑的把柄，這樣才能既平息糾紛，又能平息輿論。而且，近十多年來，在推進法治的大旗下，媒體幾乎每天都在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報道來動搖司法機關的威信，通過有傾向性的報道，經常使司法機關成為輿論攻擊對象。作為受眾一方，網友對在某些案件的報道中發表個人評論，都會直接將攻擊矛頭指向司法機關。最近剛處理完的“安徽女大學生扶老人被訛事件”，最后就變成了網友和媒體對警方的質疑。

因此，對司法機關而言，他們在辦案的時候，不僅要考慮法律規定，還要考慮當事人是否能接受，更要考慮自保。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處理，無疑是最能避免自己陷入社會輿論漩渦、成為攻擊對象的辦法。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征琴和孩子的生母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最早發出微博的人真的是為孩子好，那么他更好的選擇應該是直接報警，請警方干預，對李征琴進行勸誡。而他卻選擇了拍照發微博，引發輿論關注，再迫使當地公檢法機關被動介入，從而使事件走向了目前的死局。如果李征琴上訴也不能改變判決結果，那么就意味著李征琴必須服刑六個月，她的工作和生活必將受到影響，孩子的生活也不可能不受影響。即使她刑滿釋放，隨著孩子的成長，此事所引發的社會輿論震蕩也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從這個意義上說，那條看似為了保護孩子的微博，讓孩子的生父母、養父母兩個家庭都受到了影響，對孩子的未來成長也有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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