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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約瑟夫·奈】

把經濟全球化作為談判武器使用的做法，使得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一度廣受詬病。經濟制裁、增加關稅和限制對美元所得，一直以來是他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而且他在使用這些手段時不受任何盟友、機構及規則的約束。正如《經濟學人》所言，美國的影響力不僅來自于軍隊和航空母艦，還來自于它作為支撐全球化網絡的中心節點地位。“這種企業化的理念和標準化的融合，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增強了美國的實力。”但特朗普的做法可能會“引發一場危機，并且正在侵蝕美國最寶貴的國際政治資產——國際地位的合法性?！?

“特朗普時代的權力與相互依賴”，《世界報業辛迪加》

特朗普不是第一個操縱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的美國總統，美國也不是唯一個這樣做的國家。例如，1973年，阿拉伯國家曾利用石油禁運來懲罰美國在贖罪日戰爭（第四次中東戰爭）中支持以色列。此后不久，羅伯特·基歐漢和我共同出版了《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這本書主要探討了，非對稱相互依賴關系作為權力來源，可以被加以操縱的諸多方式。但同時，我們也警醒世人，短期的收益有時會轉變為長期的損失。例如，當時理查德·尼克松總統限制美國大豆出口，希望暫時借此抑制通貨膨脹。但從長遠來看，巴西的大豆市場因此迅速擴張，并與美國生產商開始分庭抗禮。

不得不承認，出于安全原因限制某些技術和公司是一回事，但造成商業供應鏈大規模中斷，乃至形成深遠的國際政治影響則是另外一回事了。目前，我們尚不清楚這種影響將會持續多久，以及最終將付上什么樣的長期代價。

即使其它國家無法在短期內擺脫美國所構建的相互依賴網絡，但從長遠來看，毋庸置疑，它們這樣做的動機將會持續增強。 與此同時，緩解沖突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國際機構也將付出更為高昂的代價。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指出的那樣，世界秩序不僅僅取決于權力的平衡與穩定，同樣也取決于各機構所共同構建的合法性意識的強弱。特朗普對相關的經濟行為體作出回應，或許是正當的，但他不顧忌美國的同盟及國際機構所需付出的代價而一意孤行則是完全錯誤的。這樣“獨斷”的執政手段，同樣削弱了他在伊朗和歐洲地區問題的政策效應。

像北約這樣的聯盟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滿足了人們對地區穩定的期盼，而聯合國、核不擴散條約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存在，則使得國際安全度得到了飛速提升。開放的市場和經濟全球化可能具有一定的破壞性，但它們同時也創造了財富(盡管利益往往分配不均)。保持金融穩定對數百萬美國人和外國人的日常生活，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盡管他們可能要直到金融穩定、危機消失后才會注意到這一點。無論是本土主義者還是民粹主義者，如何抵制經濟全球化，生態全球化已是不可避免的共同議題（就像溫室氣體和流行病是全球共同議題一樣）。不以政治邊界為界——民粹主義者的政見與偏好、特朗普對科學和常識的輕視，以及美國退出2015年巴黎氣候協議的做法是一致的，但與萬有引力的物理定律并不相容。

各國行為體將愈發需要構建一個全新的框架，以加強在利用海陸空領域及應對氣候變化和流行病方面的合作。將這種框架稱為“自由國際秩序”無疑會產生誤解，極易將促進自由民主價值觀與構建全球公共產品及框架混為一談。中美在自由民主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建立一個開放的、有序的體系來管理經濟和生態上的相互依存關系，是符合兩國共同利益的。

一些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們認為，他的非傳統執政風格和打破規則、摒棄舊制的意愿，將在半島核武、強制技術轉讓或伊朗問題上為美國贏得重大的收益。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和相互依賴的關系會發生微妙的變化，過多地操縱美國在全球相互依賴中的特權地位，可能會弄巧成拙。正如《經濟學人》所指出的那樣，從長遠上來看，使用這種“粉碎”法所導致的制度建構成本，可能會削弱美國原有的實力。 如果是這樣的話，事實終將證明，特朗普的做法日后會讓美國在國家安全、繁榮程度及生活方式上付出更為高昂的代價。

（本文已獲微信號“國關國政學人”授權轉載，英文原文刊于世界報業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