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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原泉】

據觀察者網11月20日報道，最近，在國際舞臺上不斷制造各種麻煩的達賴喇嘛再次按捺不住寂寞，于11月18日竄訪蒙古，此舉自然引起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不滿。蒙古國此次為達賴竄訪開了綠燈，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國內僧侶集團的巨大壓力。而美國之音則在昨天報道稱俄羅斯的佛教徒準備前往烏蘭巴托參加達賴的“法會”，大肆炒作達賴在俄羅斯“受到尊重”。不過這次，美國之音雖然有夸大其詞之嫌，但卻也點出了達賴集團長期在蒙古和俄羅斯培植自己勢力的事實。而此次達賴竄訪能夠成行，也露出了達賴集團在蒙古和俄羅斯長期經營“成果”的冰山一角。

11月18日，竄訪蒙古的達賴抵達烏蘭巴托

歷史上藏傳佛教與俄羅斯、蒙古的相愛相殺

1240年，窩闊臺三子闊端與西藏地方政教領袖薩迦班智達將藏傳佛教引入蒙古，開始了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皈依佛教，在青海會見了格魯派宗教領袖索南嘉措并賜其封號“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由此開始了達賴喇嘛世系的傳承，同時也奠定了藏傳佛教在蒙古的統治地位。清朝統一全國之后，更是設立了章嘉、哲布尊丹巴兩套呼圖克圖轉世系統，總領內外蒙古的佛教事務，藏傳佛教在蒙古的傳播系統化、制度化，成為蒙古民族特征的一部分。而隨著蒙古部分部族的西遷和沙俄的向東擴張至西伯利亞和漠北蒙古，藏傳佛教開始延伸至俄羅斯境內，最遠甚至達到了里海西岸，使得靠近北高加索地區的卡爾梅克成為了歐洲唯一以佛教為主要信仰的地區。

紅色區域為卡爾梅克所在位置（圖來自谷歌地圖）

1764年，沙俄葉卡捷琳娜女皇允許俄羅斯藏傳佛教徒選出一位領袖，承認了藏傳佛教在俄羅斯的法定地位，因此被佛教徒們尊為“白度母”。19世紀末，布里亞特人彼得·巴德瑪耶夫通過藏醫給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治病博得了沙皇一家對藏傳佛教的好感，并使巴氏本人成為了沙俄的外交官，1915年，在彼得堡建立了一座喇嘛教寺院，標志著喇嘛教在俄羅斯的地位進一步提高。無怪乎達賴集團至今還在吹噓其與尼古拉二世的“深厚情誼”，甚至以此編造出了沙俄是西方世界唯一與西藏“建交”國家這樣的彌天大謊。

雖然，藏傳佛教這種來自東方的“智慧”對于流行東方神秘主義的俄國皇室來說顯然很“時髦”，但沙俄與喇嘛教“親近”的根本目的在于為沙俄向東向南擴張侵略，特別是向中國擴張侵略的戰略服務。特別是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隨著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力孱弱，邊疆危機四伏，沙俄便趁火打劫，在先前通過不平等條約割占中國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以后變本加厲，在那個布里亞特藏醫彼得·巴德瑪耶夫的直接參與策劃下，制定了“以從海參崴到喬戈里峰的一條直線作為中俄邊界”，囊括幾乎所有蒙古地區和中國西北的“黃俄羅斯”侵略計劃。而同一時期，英國也以印度為跳板，企圖將中國西南方向擴展為自己的“勢力范圍”，西藏便成了英俄擴張計劃的沖突點。因此拉近同喇嘛教的關系自然有助于俄國同英國在吞并蒙古，爭奪西藏，進而肢解全中國的斗爭中“占得先機”。

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沙俄自19世紀末便利用自己同喇嘛教的“親密關系”不斷向蒙古、西藏派遣以喇嘛教僧侶和探險家身份為掩護，以搜集政治軍事情報，培植民族分裂勢力，離間中央政府同蒙藏關系為目的的政治軍事特務。而他們的工作也“卓有成效”：在他們的策動下，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利用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內地的混亂局面宣布外蒙古獨立，而俄國特務，布里亞特籍僧人阿旺·洛桑·德爾智則成功地成為了十三世達賴的“近臣”，在西藏上層培養出大量分裂分子。這些都大大加重了中國的邊疆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