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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原泉】

自今年以來，中梵關系正常化進程在2013年教皇方濟各上臺以來總體向好的基礎上快速發展。8月6日，天主教香港教區《公教報》披露中國和梵蒂岡在神職人員任命的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同這條爆炸性的消息相呼應，9月3日，圣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主教表示愿進一步發展梵中關系并得到了中方的積極響應，而就在10月，教皇破天荒地公開會見了由中國大陸合法主教擔任領隊的中國朝圣團，并準備承認四位堅持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道路的中國大陸合法主教的地位。而據觀察者網11月1日的報道，中梵雙方已經準備簽署主教任命協議。僅在剛剛過去的10月，中梵關系正常化進程的成果就已經遠遠超出了過去幾年成果的總和。

不過“蘿卜快了不洗泥”，中梵關系正常化進程從改革開放后開始至今已將近40年。由于雙方的分歧巨大，且分歧的內容涉及雙方的基本內外政策乃至國本，因此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進程異常緩慢，其中之曲折反復在現代國際關系當中也屬罕見，是一塊很不好洗的“蘿卜”。因此在筆者看來，考慮到中梵關系不同于中國與其它國家關系的特殊性，中梵關系正常化越是看似進展順利，越應當被嚴肅而冷靜地對待，以保持我們對中梵關系的清醒認識。

中國大陸蘇州教區徐宏根主教（前左）與教皇方濟各（前右）在梵蒂岡圣伯多祿廣場

中梵之間的分歧不一攬子解決，中梵建交無積極意義

早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后，梵蒂岡為了向中國“套近乎”，召回了駐臺灣的“圣座大使”。而改革開放后，梵蒂岡方面更是多次做出諸如“圣座大使館當天即可遷到北京”，“與臺灣斷交，明天即可執行”這樣的表態，對同中國建交一直抱著極大的熱情。上一個如此上趕子要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恐怕就是1949年就已承認我國，而直到1956年我國才與之建交的南斯拉夫了。而梵蒂岡自1971年召回駐臺“圣座大使”至今，其所展現的所謂“誠意”都已經遠遠超過南斯拉夫這個當年有點特立獨行的同志。要是按照我國與其它國家的建交標準，我國與梵蒂岡早在幾十年前就可以建交了。

但是，梵蒂岡不是個普通的國家，而是世界天主教的中心。靠著全世界十幾億天主教信徒，教皇的政治影響力甚至一度超過了習主席，而天主教作為我國的主要宗教之一，也涉及到了約1200萬（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系統管理的信徒有500萬左右，地下教會的信徒數目不詳，據外國統計有700-1000萬左右）信徒。無論在哪里，1200萬人都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對于中國而言，依法對這1200萬信徒進行管理，使他們忠于祖國，擁護政府的領導毫無疑問是中國主權范圍內的事務，不容外部勢力干涉。而梵蒂岡教廷則一直視掌控中國天主教事務，控制中國天主教徒為其“屬靈領域內的主權”范圍內的事務，世俗政權“無權干涉”。因此，中梵關系不僅僅像中國與其它國家的雙邊關系那樣涉及到臺灣問題，而且還涉及到了1200萬中國天主教徒的政治歸屬問題。通俗地說，梵蒂岡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天主教的“國中之國”，而中國堅決不能容忍任何外國勢力在中國挑戰中國的國家主權，這是雙方分歧的根本點。而這個分歧無疑牽涉到了雙方立國的根本，因此也就不難想象雙方關系的復雜程度和雙方關系正常化進程的艱巨性。

在如此尖銳的分歧之下，雙方要實現關系正常化，必須要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達成一致或基本達成一致，否則就會為梵蒂岡借助天主教干涉中國內政打開縫隙。實際上，梵蒂岡在中梵關系正常化進程中一直企圖采取“先建交，后解決問題”的策略，就是看中了一旦雙方建立外交關系，梵蒂岡將會獲得一個直接影響中國教會的支點，進而在今后中梵關系的博弈當中占據優勢地位這一點。而中國與梵蒂岡實現關系正常化，最重要目的是理順政府與天主教徒的關系，鞏固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而非使政府與天主教徒的關系進一步復雜化。因此中梵關系正常化切不可操之過急，對于中國而言只有中梵兩國之間的所有重大分歧得到了一攬子解決而不留后遺癥，中梵建交才是有積極意義的。

教皇方濟各

中梵關系的坎還多的是

雖然主教任命問題是中梵關系正常化當中最大的問題，但它也只是中梵關系正常化當中的一個問題。目前中梵關系還面臨著其它問題，而這些問題每一個都不簡單。

僅次于主教任命問題的大問題就是愛國會的地位問題。作為愛國天主教徒成立的群眾組織，愛國會在密切信徒與政府聯系，加強政府與信徒溝通，團結愛國愛教群眾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秉承愛國愛教，不盲從于梵蒂岡的原則，梵蒂岡教廷自愛國會成立伊始就沒有停止過對愛國會的攻擊和誹謗。而在目前的各種公開報道中也沒有提及中梵雙方在愛國會地位問題上達成某種協議，可以分析出目前教廷對愛國會的態度沒有重大轉變。梵蒂岡很可能至今還沒有放棄通過打壓乃至取消愛國會來加強對中國天主教會控制的企圖。而作為團結愛國愛教群眾，密切信教群眾與政府聯系的組織，愛國會被打壓，打壓的是愛國愛教群眾的愛國熱情和政府對宗教事務管理的權威。

教區的劃分，地下教徒的消化也是一個大問題。1946年，教廷在中國實行“圣統制”，將全國劃分為21個總教區，100個教區和30個監牧區。隨著中國天主教會三自運動的開展，中國根據行政區的變化，教徒數量的增減對教區區劃進行了調整，并合并、廢止了一些教區。但教廷仍然認定1946年的教區劃分并以此任命地下神職人員，導致教區劃分混亂，人為地擴大了合法教會和地下教會的矛盾。然而教區劃分從技術上講也是個復雜的工程，以目前教區劃分的混亂狀態，想要達到雙方滿意的結果絕非易事。而且教區的劃分必然會觸及到大批神職人員，特別是地下神職人員的利益，很可能進一步激化已有的矛盾，而這些矛盾也極有可能為梵蒂岡在中國教會中施加影響，削弱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提供方便。

歷史問題同樣是中梵關系正常化當中不能回避的問題。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2000年梵蒂岡把120名在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中死于非命的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徒列為“殉道圣人”，其中不乏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和侵略者的幫兇。如果此類問題不解決，信教群眾的思想難免會產生混亂，對我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會產生一定的沖擊。

此外，還有香港、臺灣問題、教廷內部反華勢力問題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問題多涉及重大原則分歧，對雙方而言幾乎難以退讓，但中梵關系迥異于中國于其它國家的關系特殊性，決定了這些問題的解決是中梵關系實現正常化的前提，無論如何，要想繼續推動中梵關系正常化的進程，這些問題必須得到合理，公正的解決。

保持冷靜，進一步保持中梵關系主動權

由此看來，雖然中梵關系進來一路向好，但切不可盲目樂觀，更不要被中國掌握主動權而沖昏頭腦，而應當繼續保持冷靜的心態。

目前中梵關系的形勢是梵方全方位有求于中方，而中方對梵方全無依賴。在我方已掌握主動權的情況下，應當警惕輕敵和沽名釣譽的心態，在重大問題上堅持原則和底線不動搖，繼續穩扎穩打，務使教廷在所有重大問題上立場與我方一致，使影響中梵關系正常化的問題得到一攬子解決，捍衛我國國家安全和利益。而筆者相信，只要我們能夠堅持原則，保持冷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畢竟時間是站在中國這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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