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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看看人大代表的身份。

在2987名十二屆（2013～2018年）全國人大代表中，來自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占總數的13.42%；專業技術人員代表占總數的20.42%；黨政領導干部代表占總數的34.88%。此外，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代表占總數的9.3%；港澳臺代表占總數的2.1%；其他各民主黨派、無黨派、宗教和文藝團體代表等占總數的20.22％；婦女代表占總數的23.4%，少數民族代表占總數的13.69%。

在2980名十三屆（2019～2024年）全國人大代表中，來自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占總數的15.70%；專業技術人員代表占總數的20.57%；黨政領導干部代表占總數的33.93%。其中，婦女代表占總數的24.9%，少數民族代表占總數的13.69%。

確實和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些區別，知識分子、其他黨派人士甚至超過工農代表的比例。不過在中國，知識分子也被看作社會主義的基本勞動分子。有中國學者說中國政黨是一個繼承儒家執政傳統的全民黨，并非只代表某個階級。還有學者強調中國政府的“中性”特征——在各個階層之間保持中立，這在代表比例里也有所體現。中共稱之為“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共產黨重點強調黨本身的先進性教育，無論哪個階層出身，成為黨員，就要以黨的思想和法紀約束自己。

反觀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我想不需要我來告訴西方朋友，這些議員有多少是來自1%，多少政治領袖來自富豪世家。并且還有旋轉門，可以保障至高無上的立法機關與富人精英的“俱樂部”之間暢通無阻。

當然我們知道，我們理解，西方朋友會說這個代表成分只是中國法律上的、“表面”上的人民性和代表性。正如他們懷疑中國公布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也是虛假的。不用著急，其實在中國國內，也有很多人，主要是親西方的知識分子在社交媒體上批評人大代表是舉手機器。但我們研究過這些代表嗎？中國的兩會代表不是職業議員，缺乏吵架或者演講的技能。少數善于在社交媒體作秀的代表并不受歡迎。他們帶著自己的議案來開會。這些議案通過小組討論、集中討論，層層篩選、滲透。議案寫的不好，就會被媒體和民眾嘲笑。

一個典型是申紀蘭，她是經濟相對落后的內陸山西省一個縣的黨總支副書記，也是中國唯一的一位從第一屆連任到第十三屆的全國人大代表。有中國人批評她參加歷屆人大，卻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如果仔細了解一下這個人，就會發現申紀蘭提出的議案足以讓很多職業政客們汗顏，最重要的就是在1950年代主張同工同酬。她組織婦女勞動，憑借勞動本領為婦女爭取到同工同酬權利。而如今熱衷批判中國的BBC女記者卻因為不能與男性同工同酬而不得不辭職。申紀蘭像是某種人民的“長老”，憑借自己的歷史威望坐在代表席上。據媒體報道，申紀蘭的提案有很多，主要是為了老家山西謀福利：包括引黃河水進入山西省、改造山西老工業基地、增加鐵路、建設高速公路，建設飛機場、建設電站、建設集中供熱工程……區別于西方的利益團體爭蛋糕，她的議案多涉及基礎設施，有利于區域經濟蛋糕做大?？吹某鰜?，這些議案未必不是她本人的，她是個農村婦女，但代表了當地人民的意志。批評她的人同樣掉進了西式民主的思維陷阱，以為舉手與否最重要。

申紀蘭（左二）

西方人對議會游戲規則的理解爐火純青，卻不了解中國人的政治運作，中國人的民主并不都是放在桌面上。中國人的“和諧”傳統不喜歡你死我活的爭吵。當然，這也會被一部分人批評為人治高于法治。但人治和法治的區分、政府和社會的對立，難道不是西方二元思維的一個病癥？

中國兩會由于疫情推遲了，但民主運作并不會停止，因為民主本來就在臺下，就在人民的生活當中，以具有實效的方式運行著。新冠疫情期間，僅武漢一地就依紀問責處理近700名官員，涉局級干部至少10人，省長和省委書記也被撤職。同時火線提拔優秀干部數十人、火線發展黨員10多人。而在西方國家，疫情防控如此令人失望，卻幾乎沒有官員被“民主”問責處理，唯一的“民主”表演似乎就是吵吵鬧鬧和問責中國。

一個人口眾多的超大規模國家，政治要善于化繁為簡，中國共產黨總是提出最鮮明簡潔的目標。例如《決定》強調要“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把尊重民意、匯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貫穿黨治國理政全部工作之中”。在抵御新冠疫情期間，習近平強調“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1位”，人民利益至上，這就是中國民主根本綱領的表達。在西方，疫情期間成千上萬的人死去，美國總統竟然說出“沒有呼吸機，但這就是生活啊”，英國一些養老院里的老人竟然被要求簽訂自愿放棄救護的協議，這些都是令全世界“普世價值”支持者痛心的事情。我相信很多西方朋友會因此而思考：這樣的民主意義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