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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劃時代的大事件正從我們面前流過，但本文只是一篇即興小文章。

也門撤僑看似小插曲，沒有早一步，沒有晚一步，發生在中東變亂、全球危機、中國深化改革并宣布一帶一路戰略、亞投行門檻踏破水落石出之時。當然，它仍然是一件小事，只是絕不僅是一個國際關系事件，還涉及到中國人的情感變化。請看，朋友圈里以往不太關心政治的朋友是不是紛紛轉發關于亞投行成員國的戲劇性漫畫？是不是紛紛轉發也門撤僑乃至利比亞撤僑的前線基層故事？

這些日子我們記住了太多的畫面：面對相機驚恐地舉起雙手投降的敘利亞小女孩、也門中國海軍戰士的質樸小喇叭、牽著中國女兵手的中國女孩、爭相加入亞投行的“八國聯軍”漫畫表情……它們觸摸到大國脈搏的細微角落，觸及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哪怕堅守歲月靜好、小我即安的人也不能不感受到一些“歷史性”的激動。更重要的，它們是過去歷史事件的某種回響。

傳統小喇叭

此番美國因為沒有撤僑計劃，放任美國公民在也門遇難，因而遭到嘲笑。但回顧歷史，美國人并非那么值得被嘲笑。美國遇到的事情我們也會遇到。這方面美國人畢竟比我們經歷多，衰落中的一哥仍然值得學習。

此時此刻，我不能不想到38年前美國人在伊朗的撤僑行動。發生在那個歷史黑洞地區的一系列往事，我不想說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只是想召回一些記憶和通感。真正大國的記憶里裝載的從來都不只是本民族的歷史，而是“天下”的記憶。

先簡單概括一下也門危機。它是阿拉伯之冬和西方體系危機的一個局部結果。當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衰落，當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像癌細胞一樣擴散于中東，也門什葉派原教旨胡賽武裝趁機興起。和1979年伊朗的什葉派宗教勢力一樣，胡塞勢力抓住也門議會政府軟弱無力治國無方的機會，憑借高度的組織紀律性爭取貧民，武裝奪權。基地極端分子亦趁機進入也門渾水摸魚。遜尼派穆斯林主導的沙特不愿看見什葉派做大，不愿看見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增強，決然出兵打擊胡賽武裝。炸彈亂飛，平民遭殃。當中國人的軍艦悄然開到亞丁灣，安靜又堅定地接走各國僑民，美國人的腳步卻在歷史面前遲疑了。也許他們不能不想起1993年的索馬里、今天的伊拉克以及1979年的伊朗。

面對相機舉起雙手“投降”的敘利亞女孩

1979年的伊朗烽煙

1979年伊朗革命與人質危機事件，對于今天的普通大眾已經顯得遙遠，一般網民大概只有通過兩年前的美國大片《逃離德黑蘭》才對此有一些印象。那部愛國主義教育電影突出了本·阿弗萊特扮演的美國特工的帥氣和機智，渲染夸張了伊朗的恐怖氣氛，卻沒有說出多少有份量的東西。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那一年。1979，中國的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德黑蘭的摩天大廈卻已經鱗次櫛比，街頭豪車如云，青年男女衣著時尚堪比巴黎。由伊朗二世國王巴列維開啟的白色革命是天使，也是魔鬼。巴列維繼承父親禮薩王的遺志，在二戰后爭取到波斯民族表面上的獨立，然后依賴美國支持，壓服地方部落勢力和清真寺的毛拉們，強化中央集權。從1963年開始，像百日維新一樣，政府開始普及教育，擴大婦女權益，引進外資和技術人員，大建工廠，推進現代化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得益于石油提價，伊朗城市聚集起巨大的財富。

1970年代伊朗一景

故事的另一面讀者也都能想到。財富背后是貧富差距和世界觀的激烈沖突。從農村進城的民工們滿目豪宅卻只能住在貧民窟。巴列維的“白色革命”從來沒有動員和教育基層，那些離開家鄉清真寺的農民們被城里的“傷風敗俗”驚呆了。世俗化改革及其帶來的生活道德變化嚴重激怒了毛拉階層，削減清真寺的經費則讓他們忍無可忍。與我們的想象不同，毛拉們并不是古老的僵尸，他們的活力恰恰是被現代化所激活。宗教布道很快俘獲了貧民的心。被巴列維驅逐出境的宗教領袖霍梅尼還充分利用了當時的“新媒體技術”——錄音帶，用這個辦法把自己的聲音傳遍伊朗大街小巷田間地頭。

巴列維的妹妹和當時美國駐伊朗大使沙利文都認為，伊朗的高速現代化超出了伊朗國情承受能力，農村混亂的土改反而造成糧食大量減產。與此同時，國王家族卻積聚了巨額財富。面對不時發生的騷亂，美國人幫助伊朗建立了類似中情局的薩瓦克組織以強化統治。但卡特總統上臺后開始大搞人權外交，要求巴列維開放政治，改善人權。巴列維政府毫無群眾路線基礎，卻一味加快政治開放，所以只是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把各種猛獸釋放出來。沙利文大使稱之為“喂鱷魚”——永遠喂不飽。

1978年開始的伊朗動亂看上去是突然發生的。圣城庫姆首先發生了宗教騷亂，但庫姆一直就是保守派反國王勢力的大本營。更引人矚目的是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義世俗派人士要民主要自由，卻不懂得人民的需求和藏在人民中間的宗教勢力有多么強大。接受蘇俄馬列主義的左派當然也要革命，不斷發動工人運動，客觀上配合了毛拉階級的行動。左翼和自由主義者一樣抓不住人民的最主要需求，在謀略上也遠不及保守派成熟。自由主義精英掌控著媒體，整天嘩眾取寵，抨擊人權，操縱各種“謠言倒逼真相”，伊朗公主當然是他們的好素材之一。但他們只在乎想象中的理想，卻不考慮這樣做的實際后果是什么。以至于美國大使事后感慨：他們高呼著人權召回了宗教勢力，推翻國王之后反遭宗教勢力的嚴酷鎮壓處決，卻再也喊不出自由民主了。那時的伊朗，不像今天的埃及、也門、突尼斯、利比亞，到有點像2012年的某個“謠言共和國”。

革命箭在弦上，這里先按住不表。關鍵是，已經置身事內的大國該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