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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于洪君】

今年是蘇聯解體30周年，俄羅斯、前蘇聯的一些加盟共和國，以及關心國際政治、現代歷史的人都在重新研究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看法見仁見智。

我當時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蘇聯處工作，那段時間我每時每刻都在關注蘇聯的改革動向，期望蘇聯改革能夠取得預期結果。但觀察和研究的結果就是蘇聯局勢每況日下，政權越來越不穩固，民心、黨心、軍心越來越渙散。

某種程度上，我可以說是蘇聯解體的見證者。1989年5月中旬，中蘇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戈爾巴喬夫以蘇共中央總書記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雙重身份到中國訪問，我們單位參與了接待工作。

那時候，我看到戈爾巴喬夫帶著兩個重要助手，一個是蘇聯外交部長、蘇共政治局委員謝瓦爾德納澤，另一個是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被稱作“蘇聯改革教父”的雅科夫列夫。這兩個人陪著戈爾巴喬夫一起在釣魚臺舉行記者招待會時，戈爾巴喬夫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他們兩人一言不發，心事重重。

當時我就有一種感覺，戈爾巴喬夫被這兩個人所左右了。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對外交完全外行，他突然從格魯吉亞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直接調任蘇聯外交部長，盲目地尋求同美國和西方的緩和，忘記了蘇聯的國際處境和國家利益。

在內政和意識形態領域，戈爾巴喬夫主要靠雅科夫列夫鼓吹“民主化”，表面上看似對國際形勢、世界潮流、蘇聯歷史頭頭是道，實際上雅科夫列夫在政治上十分幼稚。當然最后我們也看到，他并不喜歡蘇聯制度，而是另有所圖、居心叵測。

雅科夫列夫可以說是蘇共的中堅力量，主管意識形態，但他曾經當過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長期在西方生活，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深受西方政治文化影響。用這樣的人來塑造蘇聯意識形態，主導蘇聯社會民主發展進程，危害巨大。

那時候的蘇聯，給人的感覺是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但中國基于改革開放后的國家利益，基于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潮流，還是與蘇聯實現了黨與國家關系的全面正常化。

1989年9月，蘇聯突然出現了全聯盟性的供應鏈斷裂和商品緊缺，莫斯科所有的商店貨架空空如也，主要原因是當時蘇聯國內忙于政治斗爭，各加盟共和國四個月不向莫斯科供貨，大家無心生產，供應也隨之急劇萎縮。

另一方面，蘇聯加盟國開始鬧獨立，有的為了爭取“主權”，連續幾個月不向莫斯科供貨。有些共和國公開表示要退出蘇聯，比如外高加索的格魯吉亞，波羅的海三國。其中立陶宛首當其沖，拒絕向莫斯科供貨，搞封閉式經濟運作。

經濟本就萎縮，工農業產品大幅度減少，在供應鏈斷裂的沖擊下，莫斯科百姓民不聊生，民眾每天都在排隊買東西，人們的抱怨和怒氣也越來越重。到了1989年下半年，我們就覺得蘇聯不行了。

蘇聯民眾排隊買東西。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90年，戈爾巴喬夫還有一種幻想，希望通過革新聯盟的方式保住蘇聯，重新跟各個加盟共和國談判主權。蘇聯名義上是一個聯盟，事實上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現在跟各加盟國談判，不等于自毀根基和自我瓦解嗎？結果是越談越糟、越談越散，后來俄羅斯也要求“主權”，實則架空了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聯盟中央政權。

其他加盟共和國，比如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克拉夫丘克鬧得很急，把歷史上烏克蘭民族同俄羅斯民族的恩恩怨怨都翻了出來，稱之為“填補歷史空白點”，實則導致蘇共和蘇聯國家的形象遭受極大傷害，黨心渙散、民心渙散、軍心渙散，所以蘇聯垮臺是一個必然。

1991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對蘇聯進行回訪。這是自從毛主席1957年訪問莫斯科后，時隔30多年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再次訪蘇。

當時江主席訪問蘇聯，雙方有個協定，中方利用這次訪問的機會，應蘇方的請求，向蘇聯提供一批人道主義援助物資。蘇聯國家居然向我們要人道主義援助，現在回想起來，仍然令人寒心。蘇聯民眾生活困難，老人小孩、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供應中斷，社會保障瓦解，面臨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蘇聯希望我們通過這次訪問帶點人道主義援助物資，所以我們答應給幾車廂無償贈送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包括糖果、兒童服裝、生活日用品、食品罐頭等等，我當時就負責押送這批貨物去莫斯科。

進入蘇聯的第一感覺非常不好，當時是1991年5月，從蒙古進入蘇聯第一站，火車到站停車，邊境火車站漆黑一片，車停的時間比較長，我就下來在站臺上散散步。

這時，一個中年蘇聯軍官走過來問我說能不能給他一把糖果，他的小女兒過生日沒有禮物，蘇聯軍官居然朝一個中國列車旅客索要東西給女兒過生日，我從自己帶的食品里抓了一把糖果給他，給完后發現圍上來一群人向我索要糖果。

我沒有那么多，便拿個兜子給每個人兩塊三塊的，周圍的人慢慢地都把我圍起來了。一個警察過來讓大家散開，告訴我趕緊回車廂去，我沖著他笑了笑，便走回去了，心里五味雜陳。

火車第二天到了遠東的布里亞特共和國首府烏蘭烏德，我看火車站周圍的小貨攤排著很長的隊，賣的產品是中國產的美加凈牙膏，一盒里面有12支，很多人都是買好幾盒。

當時我就感慨，中國也有過物質短缺的時代，我們也曾排隊買牙膏、洗衣粉、肥皂，但那是困難時期，這些時光早都過去了，沒想到蘇聯也會走到這一步。

我們的火車到了莫斯科以后，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帶著很多人到火車站卸貨。隔天，他們就派莫斯科市委的工作人員把這批物質分發給幼兒園、學校和養老院。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號稱已建成了發達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首領，也曾經是我們的“老大哥”。蘇聯在政治體制上是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師，也確實在經濟、技術、軍事方面，給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巨大幫助。很多發展中國家，像亞非拉那些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國家，都是以蘇為師，以蘇為兄。

蘇聯也把自己當成了“奶牛”，它搞了一個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社會主義國家除了中國和個別國家外，大多數都是經互會成員。蘇聯一度財大氣粗、志得意滿、雄心勃勃，但是短短的幾年改革走了彎路，歷史上積累的各種矛盾集中爆發，事后又不善于管控、疏導和化解，最后就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