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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從軍工寵兒到槍下冤魂？

肯尼迪政府給人以朝氣蓬勃、“出類拔萃”的形象。[13]然而在肯尼迪政府光鮮的表象背后，是美國軍工集團揮之不去的陰影。事實上，在1960年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肯尼迪和約翰遜就在軍工集團縱容下（保羅·尼茨是背后主謀），攻擊共和黨擴軍、“尚武”不力，使美國的戰略導彈數量大大低于蘇聯，編造了所謂“導彈差距”問題。[14]

肯尼迪雖然以“擁軍”之舉入主白宮，但軍界對肯尼迪內閣中的“書生們”不屑一顧。他們中包括國安助理、前哈佛大學教務長邦迪（Bundy），被認為是“數學神童”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等。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參聯會置文官的指令于不顧，堅持以軍方的“標準行動條令（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攔截蘇聯船只，即以艦炮對甲板上載有彈道導彈的蘇聯貨船上空發炮警告，而這在麥克納馬拉看來無疑是在拿核戰當兒戲。事實上，美國軍方一直在伺機擴大事態，以實現其軍事上入侵古巴的最終目的，這與肯尼迪盡量控制、最終化解危機的設想南轅北轍。

其實，軍方在肯尼迪就職前就醞釀入侵古巴，而此時中情局也在秘密訓練古巴流亡分子，并在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即呈報入侵方案。美官方解密檔案表明，肯尼迪對中情局的方案猶豫不決，[15]請參聯會主席萊姆尼澤將軍對該方案加以評估。而萊姆尼澤明知中情局的計劃漏洞百出，風險極大，卻予以放行，從而導致1961年“豬灣事件”的慘敗，令就職不足百日的肯尼迪政府尷尬萬分。

而軍方的真正目的則是期待中情局的行動失敗，軍方即可“名正言順”地大舉入侵古巴。肯尼迪事后大有上當受騙之感，然而悔之晚矣。[16]此后肯尼迪本人對中情局和軍方均不信任，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啟用其任司法部長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通過克格勃在紐約的線人，直接與蘇方高層單線聯系，最終化解危機。[17]

古巴導彈危機一年后肯尼迪遇刺身亡，而人們推測的肯氏被刺的真正原因，不僅是由于其在導彈危機中對蘇、古“妥協”、危機后提出與蘇聯共建世界和平的倡議[18]影響了軍工集團的生意，更在于肯尼迪于1963年10月簽署了《第263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NSAM-263），計劃美軍于1963年底開始從越南撤軍，兩年內全部撤離（美軍當時在南越有19,000名“軍事顧問”）。人們至今仍在爭論誰是刺殺肯尼迪的兇手，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把矛頭指向軍工集團及其在政界的代理人副總統約翰遜。[19]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hs）2017年初指出，“肯尼迪1963年的和平動議也許是結束冷戰的最佳機遇，由此雙方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有人認為，右翼勢力視肯尼迪的和平動議為大逆不道，肯氏被刺在所難免。現在看來這確實言之有理”。[20]肯尼迪下葬次日，新任總統約翰遜即簽署《第273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恢復向越南增兵。[21]

遇刺前的肯尼迪（資料圖）

越戰：文官好戰的拐點

肯尼迪遇刺后，美國政軍關系開始由“軍人尚武”，逐步向“文官好戰”轉化，其拐點是越戰。

1964年，約翰遜政府一手策劃了北部灣事件，開啟了長達11年的“有限戰爭”（limited war）。此間美軍投入了除原子彈以外幾乎所有的現代化武器，仍無法挽回頹勢。盡管如此，美國高層文官一開始就大事化小，把本來就是一場殘酷的戰爭說成是“警察行動”（police action），官方和媒體一道報喜不報憂，美國民眾當然無從知曉真相，也逐步習慣了這一遙遠的戰事。直到1968年的“春季攻勢”（美方稱之為Ted Offensive），越方在南越100多處同時發起大規模攻擊，對美方震動極大，美國內反戰示威迭起，麥氏引咎辭職，約翰遜也放棄競選連任，越戰敗局已定。[22]

由此可見，肯尼迪-約翰遜時期開始扭曲的政軍關系，最大的問題不是簡單的軍人不服文官的問題。由于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和冷戰體系的形成，美國國內政治生態日漸意識形態化和軍事化。到肯尼迪政府時期，美國的文官群體不僅難以獨善其身，更有身不由己或與軍工集團同流合污的傾向。越戰決策過程和最終失敗表明，文官比之軍方更熱衷于窮兵黷武；一個由于各種原因無法自制的文官政府，比之舞槍弄炮的軍人，對美國政體和國際安全的危害更大。

美軍在越戰中以巨大代價和最后失敗換來的教訓，構成了1984年發表的“溫伯格主義”的核心[23]，并在冷戰結束后由“鮑威爾主義”（Powell Doctrine）進一步加以肯定。[24]“溫伯格-鮑威爾主義”[25]的意義有二：首先，它對美國未來使用武力制定了嚴格的先決條件，即必須涉及美國的重大國家利益，必須具有明確的政治和戰略目標，必須事先得到公眾和國會支持，以及必須作為最后手段。第二，一旦文官政府決定動武，軍方應有權決定如何操作。[26]可以說，溫伯格-鮑威爾主義的制定是汲取了越戰教訓，事實上是代表軍方，將亨廷頓的“客觀控制”藍本反向操作，重新界定美國的政軍關系。

文官尚武，一發不可收

海灣戰爭美軍大獲全勝，冷戰戛然而止，處于“單極瞬間”的美國[27]已無敵手，美國則順勢將美國戰略重點轉向以人道干涉為目標的所謂“克林頓主義”。雖然參聯會主席鮑威爾力主審慎用兵，但克林頓的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卻積極“請戰”，《時代周刊》因此稱波黑戰爭為“奧爾布賴特的戰爭”（“Albright's War”）。[28]在信奉“自由-干涉主義”（liberal interventionism）的文職高官的敦促下，美軍在索馬里、海地、波黑以及其他“麻煩地區”頻頻用兵，樂此不疲。

2000年大選中，以人道主義為由到處用武的“克林頓主義”開始遇到強烈的反對。賴斯在2000年8月1日的共和黨大會上宣稱，美軍“不是國際警察，不是世界的911”。[29]布什對前任的“自由-干涉主義”不感興趣，意在將美國的戰略資源用于應對中俄兩個大國的挑戰。然而9·11恐襲發生，布什政府被迫改弦更張，步入以“反恐”為名的對外用兵的不歸之路。

在軍事戰略層面，阿富汗戰事未了，布什即令美軍進兵伊拉克，塔利班殘部得以喘息，最終卷土重來，軍方至今對此耿耿于懷。伊拉克方面，美軍高層主張以數十萬大軍對伊構成數量和質量上的絕對優勢；但副國防部長、新保守主義干將沃夫威茨卻認為如此重兵“過于離譜”（wildly off the mark）。[30]此后，美軍雖速戰速決，卻由于政策失誤和兵員匱乏難以對伊進行有效占領和管制。布什政府與軍界矛盾更為深層的原因，是以新保守主義為干將的布什外交-軍事政策團隊，對軍隊的專業技術領域和操作層面，成功地進行直接控制和干預，這在越戰以后尚屬首次。

希拉里是位不折不扣的鷹派，支持、參與或主導了后冷戰期間美國所有的對外用兵

美國軍方在布什執政期間忍氣吞聲，并為此付出相當代價。2009年奧巴馬上任，白宮的新人新政，又將政軍關系帶入一個完全不同的境地。一方面，奧巴馬本人奢談無核世界、與穆斯林世界和解、多邊合作等高大上的主義，入主白宮9個月即出人意外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但在政策層面，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卻放縱“自由-干涉主義”，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包括北非在內的“大中東”地區推行顏色革命、政權更迭，造就了大批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間接直接地成就了極端的伊斯蘭國，由此產生的海量難民，直接引發西方反移民、反有色人種的民粹主義的崛起。甚至自由派的《紐約時報》在2016年大選期間也發文稱，希拉里是位不折不扣的鷹派；從第一夫人、參議員、到國務卿，有志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統的希拉里，支持、參與或主導了后冷戰期間美國所有的對外用兵。[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