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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華勝還特別指出，在蘇聯處于國家命運多種選擇之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將蘇聯推向解體不歸路的居然是作為蘇聯主體的俄羅斯：

俄羅斯是蘇聯的主體，在某種意義上它甚至就是蘇聯，蘇聯解體后也是由俄羅斯作為它的繼承國。但作為主體民族，俄羅斯自我放逐，要求從聯盟獨立，它不是把那些想離開蘇聯的共和國拉回來，而是鼓勵它們跑得更遠，并視它們為經濟負擔，將它們棄之如敝屣。主體民族要獨立，這在世界歷史上也少見，不能不說是蘇聯解體的一大奇觀，也是蘇聯解體不同于一般國家分裂的重要特點。

對于戈爾巴喬夫，趙華勝指出：“戈爾巴喬夫改革蘇聯，并沒有摧毀蘇聯的意圖，也沒有拋棄蘇聯的理論，在維護蘇聯的統一上，他的問題不在于‘背叛’，而在于失控。”

所謂政治背叛主要是中國部分學者的一種看法，認為蘇聯的解體是因為蘇共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背叛了社會主義制度，背叛了共產黨的領導。這種說法是對蘇聯解體的一種過于意識形態化的解讀。蘇聯解體與它的意識形態體系沒有直接關系，與它的國家制度沒有直接關系，甚至與誰是執政黨也沒有直接關系。

趙華勝上述推論，雖然是針對蘇聯改革的各種流行敘事方式的“哲學”反思，也具有相當的理論意義，尤其是在政治精英和國家機器與各種社會力量（包括市場和族群）之間的互動層面。

在戰后的西方社會科學和政治學中，有兩個“基本盤”，即自由主義的類型論和現實主義的能力論。前者注重政體類型，即西式民主和自由資本主義類型國家屬于現代型；后者關注國家治理能力，不在乎國家政體類別。二者之間，自由主義一直處于主導地位。盡管新自由主義對西方本身侵蝕極大，但隨著冷戰式微，西方還是將新自由主義模式以所謂“華盛頓共識”推向世界，對中俄在內的轉型體制都產生巨大影響。

對于一直以中央集權和計劃經濟為主線的蘇聯體制，戈爾巴喬夫的激進改革政策實際上是一種政治震蕩療法，與蘇聯解體后葉利欽所實行的經濟私有化一步到位的經濟震蕩療法一樣，其結果是只有致死的震蕩而無任何療效。戈氏改革以弱化、回避以至消除現存的政治秩序為前提，至少是忽略了西方政治學中現實主義大師亨廷頓的治理能力論：“人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

蘇維埃最后一任主席葉利欽葬禮現場（1931年2月1日―2007年4月23日） 視頻截圖

亨廷頓在秩序與自由之間的選擇，其實是個偽命題。在西方對中俄轉型研究中有一些幾乎一成不變觀念，如，中國只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的蘇聯只有政治改革而無經濟改革；中國是漸變，蘇聯是突變，等等。這些看法不能說全錯，但僅僅著眼于中蘇改革的表象。

在實際操作中，秩序和自由不是一個二擇一的問題，而是如何把握二者之間的“度”與“速”的互動和平衡。對中俄這樣的超大型的國體，如何在改革與秩序之間實現同步和均衡，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門藝術。這里，筆者借用趙華勝的“哲學”探討的路子，以比較的方式，進一步審視戈氏改革。

首先是體制問題。雖然中國和蘇聯都實行過一定程度上相同的政治經濟體制，但兩國的國情和歷史非常不同，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工業與農業等方方面面都不盡相同。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一直實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和計劃經濟的垂直系統。蘇聯體制下的企業廠長制，軍隊中的一長制（政治委員服從軍事首長），農村的集體農莊制度，都體現了蘇式自上而下的“管控”觀念和機制。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蘇聯精英，對如何改動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體制完全沒有任何實際經驗，幾乎是跟著感覺走。

而中國的政治精英則一直在探索和優化執政黨、國家機制和社會之間關系的不同機制和不同的排列組合。這其中包括學習蘇聯模式，但又力圖使之適應中國國情（如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中國精英對各種體制的探索和嘗試，有經驗也有教訓，但從未停止過，包括在改革開放前十年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開啟的歷史性改革，就是在總結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開放的姿態，摸索、試驗和優化適合中國國情的治理機制。“治理”概念在中國，不僅僅是一般所說的國家治理能力(governing ability)，或亨廷頓的靜態型秩序(order)，它包括“理順”各種復雜的關系（上下、左右、工農、軍民、貧富、輕重工業等），目的是“優化”不同的治理方式。

相對于中國的“動態”治理機制，斯大林以后的蘇聯官僚體制非常穩定，具有一般官僚體制的慣性和惰性；很難說是高效，但絕非是一個失敗的體制。正因為如此，要說服一個可以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強國的官僚階層對現存體制進行深度整改，難度非常之大。官僚體制對戈氏改革的抵制，迫使這位年輕的蘇共總書記只能在體制外營造變革的氣氛和聲勢，如所謂“透明化”(гласность)。而戈氏發起的“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蘇聯黨政機制的改革，卻使上下級、各部門之間相互掣肘，各自為政，最終釀成中央計劃體制的癱瘓，直接導致了1990年蘇聯全面的食品短缺。對此，《華盛頓郵報》當時指出，蘇聯的糧食危機與其說是戈爾巴喬夫政府沒錢從國外購糧，不如說是蘇聯管理體制的混亂所致。在民族政策方面，戈氏為了反對黨內強硬派，采取以下逼上的手法，不僅給地方放權，甚至對民族分裂勢力網開一面。1990年開放黨禁后，戈氏甚至允許民族分裂政黨、宗教政黨合法注冊。在這個意義上，戈氏的“重建”，其實是一個弱化以至破壞現存體制的過程。破舊而未立新，蘇聯體制氣數已盡。

相比之下，1978年以后中國改革基本上是一個重建各級國家機制的漸進過程。此前十余年里，中國實行的是一個高度分散的機制，其結果是在改革開放之際，中國并沒有一個類似蘇聯那樣盤根錯節的官僚體制。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精英對中國自身的經驗教訓、蘇聯體制和各種不同的選項，采取開放姿態，漸進改革，靈活務實，避免了長期的、全面的、戰略性的重大政策失誤；中國政體“立新”的速度和質量，遠超改造、破除舊機制的進程。這也許是中蘇兩大轉型社會的最大不同。

2004年，在參加美國前總統里根的葬禮后，戈爾巴喬夫對中國駐美大使李肇星說，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蘇聯沒有一個鄧小平”。戈爾巴喬夫此刻的心情肯定非常復雜。17年后，趙華勝的哲學觀點更為尖銳：

蘇聯領導人治國無方，在操作層面犯有一系列致命錯誤，這是中央權力衰落的又一關鍵因素……聯盟中央有許多拯救聯盟的機會，即使是在聯盟存在的最后半年，機會依然存在，但聯盟中央的軟弱無能和優柔寡斷使它不能做出決斷，失去了最后的機會。

戈爾巴喬夫在偶然與必然之間的選擇，或無力做出任何有意義的選擇，也許就是蘇聯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