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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外界的壓力，2006年，哈馬斯、法塔赫與其他主要巴勒斯坦派系決定和解，并通過投票組建聯合政府。在本輪選舉中，哈馬斯獲得了議會中的多數議席，哈尼亞也于2006年1月高票當選巴勒斯坦總理，開始了治理巴勒斯坦的道路，并一度開始了對加沙濱海地區旅游區與約旦河西岸地區自來水系統的建設工作。

但作為巴勒斯坦總統的阿巴斯，為了自身權力與美方承諾的5000萬美元援助，開始對哈尼亞頻繁掣肘。在此期間，他曾兩度遭遇暗殺，但都僥幸脫險。2006年12月，哈尼亞攜帶著籌集來的3000萬善款，在到達拉法口岸準備返回巴勒斯坦時，甚至遭遇了巴勒斯坦總統衛隊和以色列邊防軍雙方的攔截和射擊。以色列當時的防長阿尼爾·佩雷茨表示，哈尼亞可以選擇將3000萬美金留在埃及，或者交給以色列。而在他再次接近邊境時，攔截他的軍人更是直接射殺了他的保鏢，并重傷了他的長子。

2006年6月10日，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右)在加沙城阿巴斯辦公室會見巴勒斯坦總理伊斯梅爾·哈尼亞。視覺中國

2007年2月15日，為了終結哈馬斯與法塔赫的矛盾，建立有效的聯合政府，哈尼亞正式辭去了總理職務。但他所期待的團結政府并未出現，2007年6月，加沙戰役爆發。阿巴斯迅速宣布解散聯合政府，并開始了自己對約旦河西岸地區長達十多年的“總統令統治”時代。而加沙地區也在被以色列占領與被哈馬斯收復之間反復拉鋸，直到最終被以色列和埃及軍隊圍成鐵桶，成為“人類史上最大、人員最稠密的集中營”。

在此期間，由于加沙地區的經濟和生存資源過于拮據，哈尼亞主要負責在國外從事外交事務，為加沙地區的人民籌集糧食、教育資源和救濟資金，也嘗試為哈馬斯建立有效的外部武器輸送與維護渠道。但在2007~2010年間西方世界空前強大的時期，這些行動大多以碰壁告終。與此同時，以色列不斷蠶食巴勒斯坦領土，收買其他巴勒斯坦派系人員，刺殺哈馬斯高層，哈尼亞肩上的擔子也變得越來越重。

2011年，隨著“阿拉伯之春”爆發，埃及穆巴拉克政府被推翻，以阿盟為后臺的“穆兄會”粉墨登場。當時穆兄會正與約旦、法國和以色列合作，試圖顛覆敘利亞政府。本著消耗巴勒斯坦武裝力量的目的，穆兄會承諾放開對加沙南部拉法口岸的管控與提供經濟援助，要求哈馬斯提供士兵，幫助他們干涉敘利亞的戰事。但是穆兄會作出這一要求的背后，主要是由于多年以來敘利亞政府接收了大量被以色列占領的巴勒斯坦北方地區的難民，并設有大量難民營。巴勒斯坦人的參戰更容易掩人耳目，也更容易摧毀巴勒斯坦武裝力量的合法性。

為解決次貸危機和圍困造成的雙重經濟困境，同時壯大自身、獲取穩定后方和鍛煉軍事力量，哈馬斯同意了這筆“生意”。我們同樣不清楚在這次會議中哈尼亞的站位是怎樣的，但他肯定是雙方談判的主要傳話人之一。

就最終結果而言，這筆“生意”虧得一塌糊涂，穆兄會的援助還沒給幾筆，就在2013年迅速倒臺。而巴勒斯坦寶貴的軍事力量在敘利亞遭遇了嚴重消耗，如果不是巴沙爾仁慈的和解，這些巴勒斯坦武裝人員可能都無法活著回到巴勒斯坦，更不可能訓練出在日后“阿克薩洪水”行動中橫掃以色列包圍部隊的精銳武裝。

這次不成功的“生意”也教育了哈馬斯，他們開始將軍事與外交完全獨立開來，并配置專人負責。其在加沙和整個巴勒斯坦的軍事斗爭任務權力，被完全交由內衛與情報部門主管葉海亞·辛瓦爾。而外交、貿易與對外談判，則被交由伊斯梅爾·哈尼亞負責。這一政治結構于2017年夏季形成，由于此時尚無戰事，經各方表決，由伊斯梅爾·哈尼亞出任哈馬斯政治局局長——也就是最高領袖，其辦公地點主要在卡塔爾，但也經常在埃及與其他阿拉伯國家活動。

在2017年之后，哈尼亞的首要成就是爭取到了更多的醫療援助和支援，降低了加沙地區龐大人口帶來的醫療壓力。其次是通過多方談判，確保了加沙與哈馬斯能夠在中東風雨飄搖的亂局中，繼續獲得資金用于自我建設。最為關鍵的一點是，他成功見到了“圣城旅”的領導、“抵抗之弧”之父——卡西姆·蘇萊曼尼。

“抵抗之弧”之父——卡西姆·蘇萊曼尼視覺中國

“這個時代的巴勒斯坦是正義與謬誤、公正與壓迫、被壓迫者與壓迫者之間的邊界。巴勒斯坦是一座神圣的火山，只有在占領者被驅逐之后才會熄滅。”在與哈尼亞的第一次談話中，蘇萊曼尼似乎是以這樣的一段話作為開場白的。盡管哈馬斯曾在敘利亞戰爭中扮演并不光彩的角色，但蘇萊曼尼似乎完全理解這一跟自己遠隔千山萬水的組織的苦衷，并表示愿意盡自己所能提供幫助。

在此之后，“圣城旅”和真主黨的教官開始進入加沙。曾經在戰場上彼此廝殺的雙方開始復盤整個敘利亞戰爭，總結每個戰略與戰術上的經驗教訓，分享彼此的收獲。此后便是武器生產線與高技術裝備的抵達。巴勒斯坦正式成為“抵抗之弧”的一員。在伊朗幫助下，“聯合作戰室”正式成立，不同的巴勒斯坦派別獲得了進行聯合作戰的能力。而這，差不多就是2023年10月7日沖突爆發前全部公開的故事了。

沖突爆發后，哈尼亞一直在與各方進行斡旋，嘗試結束這場戰爭，并在卡塔爾和埃及、以色列以及美國等國的代表進行多輪直接與間接地談判。他在今年早些時候會見了卡塔爾埃米爾、謝赫·哈馬德·本·哈利法·阿勒薩尼與王克儉等其他世界領導人，為加沙和平奔走。

2024年4月，以色列空襲了哈尼亞家族所在的社區，殺死了哈尼亞的三個兒子和四個孫子。要知道，他們都不是“哈馬斯”組織的成員，這場行動完全就是對平民的屠殺，蓄意破壞和談。但即便如此，駐卡塔爾的哈尼亞也堅稱他們的死亡不會影響正在進行的停火和人質談判。他一直秉持客觀務實，為巴勒斯坦人謀獨立與謀未來的宗旨，直到死于2024年7月31日被暗殺。

客觀地說，暗殺哈尼亞的實際收益并不大。僅需三點就能概括：第一，哈尼亞是各方公認的溫和派和知以派，這一屬性一直維持到他逝世。第二，哈尼亞的工作是撮合和談，其他外部事務早在去年年底就已經轉由他人負責了，所以暗殺他除了破壞和談外沒有任何意義。第三，哈尼亞是作為談判人在第三國被談判方殺害的，這已經違背了最基本的外交原則、交戰規則與國家道德底線。

2024年6月25日，包括哈尼亞80歲姐姐在內的10名家庭成員在加沙城沙提難民營的以色列空襲中喪生新華社

說完了這些，讓我們再說一下伊斯梅爾·哈尼亞先生的身后事吧。

在漫長的斗爭中，巴勒斯坦人早已習慣了以原子化的手段分散自身的寶貴力量，就像是哈尼亞的滿堂兒孫至今依舊有人幸存一樣。哈馬斯的領導層與潛在領導人曾經無數次被暗殺，但這些死亡并未能阻止這一組織的發展與壯大。他們的基礎是被西方世界故意掩蓋起來的幾百萬被關在牢籠里的囚徒，是這個時代人類惡性的見證者。

伊斯梅爾·哈尼亞只是他成功活了下來（對于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而言，僅僅是活到成年，都不容易），并成功地在一次又一次的斗爭中幸存下來，最終站到了一個屬于巴勒斯坦人的頂點，代表著無數未能爬到這個位置的人做出了一番成就，并最終倒在了為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權益的道路上，一如江河中蒸發而出的水汽凝成雨露，在滋潤干枯的農田后再度融入江河。江河盡管會遭遇阻塞、折沖，但最終依舊會匯入海洋。

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終將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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