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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7日以來，再度爆發的巴以沖突引起了全球范圍內的關注和討論。對于這場沖突的是非曲直，國內外學術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為了深入探討巴以沖突背后的政治、經濟根源，分析巴以沖突與新自由主義以及帝國主義全球霸權之間的關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世界社會主義研究》記者趙丁琪對中東問題專家、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殷之光教授進行了專訪。

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趙丁琪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采訪與整理本文。

帝國主義霸權與巴以沖突的起源

趙丁琪：對于當代巴以沖突的起源，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有的人將巴以沖突追溯到1947年《聯合國第181號決議》，也有人追溯到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還有人追溯到兩千多年前。而您認為當代巴以沖突問題起源于19世紀80年代，是西方帝國主義霸權與歐洲反猶主義的綜合結果？為什么您會這么認為？

殷之光：今天討論巴以沖突問題的時候，很多人會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貝爾福宣言》，但這是一種非常歐洲中心主義的看法，如若只追溯到這里的話，就不能看到《貝爾福宣言》背后的非法性。但是我也反對將巴以沖突的起源追溯到兩千年前，否則這一敘事就會陷入到以色列的話語陷阱中，相當于間接承認了猶太人對這塊土地的天賦權利。

在我看來，巴以沖突問題始于19世紀80年代初。這里牽涉到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是地緣政治層面的問題。19世紀80年代是歐洲向外擴張的高潮。因為在這個時代，技術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使得帝國主義國家能夠有效地在全球土地上移動。他們開始廣泛地在非洲擴張，并且開始對奧斯曼帝國的一些領地感興趣了。

而在非洲的擴張和在奧斯曼土耳其的擴張，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歐洲內部原先在1815年之后形成的所謂的維也納體系【注：維也納體系是19世紀初拿破侖帝國崩潰后，以英、俄、奧、普為首的戰勝國通過維也納會議在歐洲大陸上建立的新均勢體系。】。維也納體系強調的是領土的爭奪已經不重要了，只需要在歐洲內部通過幾個大國之間的協商就可以達到和平。但后來發現歐洲國家之間的擴張和競爭可以不用在歐洲本土發生，對于領土的爭奪實質上是對于歐洲之外的殖民地的爭奪。這個就是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傳統當中所描述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在帝國主義的全球霸權之下，奧斯曼帝國對于巴勒斯坦地區的統治逐漸開始松動。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層面的因素，歐洲為什么在19世紀末開始擴張？它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這種競爭不僅僅是對于土地資源的競爭，更重要的是對于生產利益的競爭，以賺取更多的海外利潤，緩解國內的經濟壓力。當年列寧在《帝國主義論》里面就已經梳理得很清楚了。在19世紀70年代，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內部面臨著一場很嚴重的經濟危機。而緩解這場經濟危機的出路，對于那些有海外殖民能力的國家來講，就是資本輸出，向海外殖民。

對于那些相對來說競爭實力比較弱的，諸如俄國這樣的的國家，它沒有辦法通過大規模的海外殖民來緩解其內部的經濟壓力，因而產生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針對猶太人的種族主義在歐洲的大規模興起。也就是說，在經濟危機的狀況下，為了實現團結社會的目的，就需要創造一個共同的敵人，而這個敵人當時就是猶太人。他們的邏輯是：為什么大家都沒有錢？因為錢都被猶太人掠奪走了。

所以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俄國就開始出現了近代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反猶運動。在這之后，歐洲其他國家包括法國也出現了大規模的反猶運動，這個反猶運動所產生的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猶太復國主義團體“比魯團”(Bilu Group)的形成。比魯團的基本訴求就是，既然你們俄國人、歐洲人不要猶太人了，猶太人就必須找到一個地方生存。于是他們把眼光放到了巴勒斯坦。

為什么找到巴勒斯坦？這就跟我們所談的第一個因素即地緣政治有關。因為在當時的競爭環境之下，巴勒斯坦地區屬于奧斯曼帝國無暇顧及、無暇管理的一個區域。從歷史上來看，巴勒斯坦地區和奧斯曼帝國的關系是一種“羈縻關系”。就是奧斯曼帝國尊重巴勒斯坦地區原有的社會習俗和治理結構，后者所要做的僅僅就是承認前者對其的管轄權而已。在19世紀80年代，奧斯曼帝國正在開展自己的現代化改革運動，更無暇去顧及這些周邊行省。所以，當時離開俄國的猶太人就給土耳其蘇丹寫了一封信，讓奧斯曼帝國賜給他們一塊土地，讓他們生存下來。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土地演變

當時奧斯曼帝國蘇丹給了猶太人一個口頭承諾，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所以他們也就在巴勒斯坦落下腳來了。因為這個地方管轄和治理的方式還是依據習慣法，所以巴勒斯坦地區的權力結構上基本上還是阿拉伯人做主。但是隨著歐洲帝國主義競爭的加劇和奧斯曼帝國的進一步的崩潰，奧斯曼帝國對于這個地區的管轄能力越來越弱，又有更多的猶太人通過種種途徑來到了這片土地。

早期來到這片土地的猶太人的定居方式，還主要是通過協商的形式，還是相對比較符合習慣法、符合當地的傳統的。但是隨著巴勒斯坦當局的管轄能力越來越弱，猶太人占領土地的模式就越來越有“創意”了。這就造成了另外一個結果，就是當地原有的社會結構被這種連續幾十年的大規模的移民進程給破壞了。再加上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管轄權的徹底喪失，這兩方面的因素疊加下，造成了原有巴勒斯坦地區的土地結構被徹底改變，從而形成了大量的巴勒斯坦失地農民。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會發現，其實今天巴勒斯坦地區巴以沖突的基本結構，包括社會結構、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在當時就已經開始出現了。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巴以問題，核心的問題其實就是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就是誰掌握土地這個最核心的生產資源，以及實際的生產結構的問題。在這種生產模式下大量底層的窮人都是巴勒斯坦人，因為猶太人是掌握土地的，許多巴勒斯坦人是沒有土地的。

另外所形成的一個后果，就是阿拉伯人聚居區的社會分層更加激化。那些原本擁有土地的阿拉伯地主，可以通過出賣自己土地的形式，將自己的土地轉化成為金融財產，從而就跟土地失去了聯系。這些人有了錢之后就可以移居到其他的地方，形成了很多海外流散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很多巴勒斯坦人流散海外，并不僅僅是因為猶太人過來定居的結果，也是該地區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一個結果。

在這種分析框架下，我們就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人面臨的壓力并不是以色列人建國的壓力，而是以色列人到巴勒斯坦地區移民和占領土地之后，所造成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和壓迫結構的問題。這就可以把我們對于巴以問題的討論，徹底推進到19世紀80年代，與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所造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聯系起來。

本質上來講，巴勒斯坦就是一個殖民地，或者說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一個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混合結構。對于當時的巴勒斯坦地區的底層阿拉伯人來說，他們面臨著三重壓迫關系，即奧斯曼帝國這個舊的封建帝國對阿拉伯人的壓迫性關系，移民到此地的猶太人對本地阿拉伯人的壓迫性關系，已經資本化的阿拉伯地主對底層阿拉伯民眾的壓迫性關系。

今天很多人會講，猶太人其實是有社會主義傳統的。沒錯，任何殖民者來到一個一窮二白的地方，一開始都會通過合作社的形式來進行生產，猶太人也一樣。盡管早期猶太人內部是一個合作社的形式，但其對外完全就是一個帝國主義模式，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我一定要強調它是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帝國的延伸部分。猶太人本身是帝國主義全球競爭的受害者，但是他們在巴勒斯坦地區采用的生存形式，又使他們自己轉化成為了帝國主義的加害者。

在猶太人到巴勒斯坦地區定居早期，他們的影響力還相對較小，并沒有對當地阿拉伯人形成極強的帝國主義壓迫關系，所以雙方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和諧共處。這種狀態隨著奧斯曼帝國的崩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被徹底打破了。

在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后，其對于殖民地區的管理就徹底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地區的獨立運動。當年的大英帝國一直想把奧斯曼帝國給拆分掉，它所采用的方式是鼓動海灣地區的酋長開展獨立運動。但對于巴勒斯坦地區來說，由于其距離奧斯曼帝國的核心區域太近，很難進行這種大張旗鼓的滲透工作。英國所采用的方式，就是通過簽署《貝爾福宣言》，把別人的土地許諾給猶太人。在此之后，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開始在巴勒斯坦地區定居，從而將這種占領實質化。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對巴勒斯坦地區的委任統治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法律的形式，將原有的帝國主義占領轉化成為一個合法的存在。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去討論巴以問題的時候，不能僅僅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這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簽訂的委任統治協議的確認，是對舊有的帝國主義占領、非法占領的合法化的確認。所以我們對于巴以沖突起源問題的討論，就不能僅僅局限于國際法的框架下，而是要討論其為什么能夠獲得巴勒斯坦的土地，這就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了，就是帝國主義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