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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2019年夏天，在美國駐英大使官邸舉行了一場小型宴會。時任美國駐英大使、商人羅伯特·“伍德”·約翰遜針對英國退歐做了一段簡短的即興發言。

發言中，伍德先是對英國“莫名其妙地就切斷了跟自己最大貿易伙伴的一切聯系”表示不解，“什么樣的國家會干這種事情？”伍德不客氣地問道。在場的英國賓客們都感到了些許的不適，畢竟在外交場合，一名大使這么不客氣地抨擊駐任國，實屬不尋常。

伍德問出了這個問題之后，停頓了一下，吊足了在場聽眾的胃口?！拔覀儠@么干！我們這么干過！美國就會這么干！你們做了一件非常美國的事情。你們把信仰托付給了自決（self-determination）與自由（liberty）?！?

特朗普時期出任美國駐英大使的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四世（圖右）/資料圖來自AP

相比他的美國駐英大使頭銜，羅伯特·“伍德”·約翰遜的另一個身份可能更廣為人知，他全名是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四世，是美國醫藥與醫療器械巨頭強生集團創始人羅伯特·伍德·約翰遜一世的曾孫、強生家族巨大財富的第四代繼承人。正如他的曾祖父一樣，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四世對英美聯盟（Anglo-American Union），塑造一個全球性的霸權秩序表示出了極大熱情。只是相比19世紀中后期那種盎格魯-美利堅自由主義，今天的人更樂意用“英美特殊關系”來表達這種特殊的紐帶。對其信仰者而言，這種兩國聯手治理天下的美夢，是實現“自由”與“繁榮”的唯一“文明”途徑。

出席了2019年那場宴會的人里，有一位出生于英國西南小鎮托基（Torquay）的保守黨女議員佩妮·莫當特（Penny Mordaunt）。她后來出版了一本題為《更加偉大：風暴之后的不列顛》的小書。在開頭的序言中，她生動地描述了這次聚會的場景，并評論道：“相較于我們各自的鄰國而言，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共同點要多的多?！M管我們中間隔著一個大洋，我們的秉性是相通的?！?

英國首相約翰遜辭職后，佩妮·莫當特這個名字變得更加出名。作為保守黨接替首相職位的候選人之一，她是諸多候選人中最受保守黨普通黨員歡迎的一位。不過，在剛剛結束的第五輪投票中，莫當特不敵外交大臣伊麗莎白·特拉斯，在前四輪均領先的情況下，第五輪被特拉斯反超，獲得105票位居第三，無緣終決選。

今天的觀察家們，通常會用“英美特殊關系”來描述這種紐帶感情。實際上，早在1946年3月開啟全球冷戰對抗的“鐵幕”演講中，丘吉爾便用了“特殊關系”（special relationship）這個字眼。他強調，“說英語的人民之間那種兄弟般的聯合”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徑。丘吉爾所說的這種充滿殖民帝國種族主義味道的“兄弟”情誼，當時并未引起太多美國方面的共鳴。

約翰遜收到的臨別禮物是議員們湊錢買的丘吉爾回憶錄

畢竟，在二戰之后全球巨大變局的背景下，美國人相信，未來的時代將會是一個“美國世紀”。在這個“美國世紀”里，與英國分享霸權，并承擔英帝國全球殖民帝國分崩離析的歷史負擔，這絕不是一個合算買賣。戰后的美國，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物質基礎上，似乎都為制霸全球做好了準備。在丘吉爾冷戰演講時，美國塑造戰后全球秩序的工具箱里，就已經有了一件核心武器，即通過1944年《布萊頓森林協定》確立的美元中心的國際貨幣制度，有了世界銀行、有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時新成立的聯合國也基本在美國的巨大影響和掌握之下。同時，諸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馬歇爾計劃、關貿總協定（GATT）等在軍事、內政、經貿等方面深度綁定亞歐與美國關系，確立美國在歐亞霸權的工具也基本成型。

如果說，1941年簽署《大西洋憲章》時，美國希望向全球推廣羅斯福“新政”（New Deal）秩序的野心還僅僅停留在“理想”階段的話，那么隨著日本與德國的戰敗，歐洲其他19世紀霸權國家的衰敗，美國秩序走向全球，在此刻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距離它成為真正的現實還缺少一個更為原始的驅動力——一個強大的敵人。

霸權的世界秩序觀依賴兩個簡單但卻必要的結構力量：理想與敵人。這種二元論的秩序觀通過對敵人的恐慌，實現對社會資源的最大規模調動；通過對未來藍圖命定論式的描述，讓人們相信自身所經歷的困境與苦難，都僅僅是“暫時”的。這樣，個體就不僅成為了具有執行能力、可被“操縱”的機器，也可以從這個過程中，獲得“超越自我”的神圣體驗，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最為理想的工具。

隨著二戰結束，一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很快便被諸如喬治·凱南等一些期待建設美國全球霸權秩序的戰略家們樹立為“自由和平”的敵人。而來自丘吉爾的鐵幕演講，進一步促成了華盛頓政府的態度。雖然，此時的華盛頓對丘吉爾所希望的英美“兄弟聯合”興趣不大，但鐵幕演講中所描繪的那種包含了西歐國家的“自由世界”聯合，與亨利·魯斯（Henry Luce）的“美國世紀”理想、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對“西方世界”團結的認識、以及雷克斯福德·特格威爾(Rexford Tugwell)將羅斯?！靶抡蓖茝V至全球的追求，產生了極大共鳴。

雖然，二戰之后的美國無意讓英國通過“英美特殊關系”來搭自己全球霸權擴張的便車，為舊有的以英國為中心的“共榮聯邦”（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全球霸權續命。但是，無論是在亨利·魯斯、克雷斯福德·特格威爾，還是喬治·凱南的全球秩序理想中，英美之間的團結都是這種秩序的核心基石。維系這一關系的，除了帶有新教情懷的盎格魯-美利堅自由主義精神之外，對許多政客而言，是否為這種“特殊關系”賦予實質性內容，則是霸權競爭、消長過程中，以利益為中心的選擇結果。

在1940年法國投降前，當時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還就是否邀請美國參戰一事猶豫不定。就在這一年初，他就向自己的妹妹艾達·張伯倫透露過對美國的不信任。他提到，自己“不想讓美國人為我們戰斗”，因為美國參戰并取得勝利之后，英國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他的繼任者丘吉爾，雖然在法國投降后非常積極地希望美國加入戰爭，但同樣也不希望英帝國將意識形態的主導權與全球貿易的優勢拱手讓給美國。就在這種相互猜忌，但卻難以分離的糾結關系下，英美主導簽訂了1941年《大西洋憲章》，勾勒了戰后以兩國為中心的全球秩序格局。

對于美國而言，這種全球格局可以被“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這個沒什么歷史負擔的字眼來概括。但對英國而言，“新”的國際秩序則像是20世紀初英國霸權主導下的“英聯邦”的擴展版。因為這種“自由國際主義”提供的秩序理想，幾乎復刻了“共榮聯邦”用“自由”“自治”“平等”“自由貿易”“憲政”等宏大字眼勾勒出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