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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相比湯米·羅賓森這類“新世代”極右翼網紅政客來說，法拉奇這類從傳統政黨中轉型出來的政客更能讓我們看到今天自由民主制的結構性危機。

法拉奇從政之初是保守黨黨員。1993年梅杰首相時期，法拉奇由于在歐盟問題上與保守黨政府意見不合，決定退黨并成立英國獨立黨。2014年，英國獨立黨在歐盟議會選舉中獲得大勝。2016年，英國公投決定退歐之后，法拉奇宣布不再擔任英國獨立黨黨首，并宣稱要開始“找回自己寧靜的生活”。

在之后的2年里，特麗莎·梅的保守黨政府在退歐問題上遲遲未能達成共識。與此同時，英國獨立黨的新黨魁吉拉德·巴騰（Gerard Batten）則與湯米·羅賓森越走越近，大肆推動反伊斯蘭、反移民的極右翼政治宣傳。在這一背景下，法拉奇于2018年年底宣布退出英國獨立黨。2個月后，他的新政黨“退歐黨”正式獲準成立。

在過去的30余年里，我們所熟悉的說辭是這樣的：作為一種優越的政治體制，議會民主制度保障了個人的自由，避免國家淪為獨裁者的工具，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平、容許群眾參與決策。同時冷戰的結束也證明了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因此，“民主化”也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浪潮”，承擔了將人類帶向和平與自由未來的責任。

眾所周知，對于“民主化”浪潮的理論信仰開始與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一思潮的興起與西方陣營在冷戰后期地緣政治博弈逐漸占據上風的政治動向密不可分。亨廷頓在《第三波》中用量化方法論證出的“民主化浪潮”，無疑又給這種“制度自信”做出了學理的加持。

然而，我們卻不難發現，在這種精巧方法與邏輯語言的包裹下，對于“民主化浪潮”普遍性的推崇實際上重復了一個19世紀中后葉英國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理論家們的命題——擴張有理。這一被稱作“文明化使命”的命題預設，人類通往文明未來的道路只有一條，西方人已經走在探索的前列，總結出了一套全面的制度方法。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只需要遵循這種固定模式，便能最終走向文明頂峰。

然而，隨著21世紀第二個十年進入尾聲，這種對某一制度及其普遍性的盲目信任也開始在現實面前開始搖搖欲墜。以英國為例，在傳統的政治討論中，無論我們站在政治光譜的左端還是右端，一個基本的共識是，無論實行何種政治制度，其目的均應當是“建造共識”。需要明確的是，在這里，我們所談的“傳統議會政治”其開端是1832年英國《改革法令》。該法令擴大了選民資格，使得更多的中上層中產階級獲得了選舉權，同時也擴大了議會席位。

當地時間2018年8月8日，法國亞眠大教堂，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同威廉王子一同出席在亞眠大教堂舉行的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關鍵轉折點的活動。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這之后的“托利黨”（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保守黨）開始越來越多地代表了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19世紀中期，托利黨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提出“一國保守主義”（One-nation conservatism）的觀念，強調富有的精英們對國家的“受苦受窮的人們”具有“道德責任”。在保證社會階層秩序完好不變的情況下，確保社會各階層互相扶助，保障國家能作為整體向前發展。這一觀點，作為保守黨的共識，也得到了后來工黨的認同。

在2016年特麗莎·梅接任首相之后不久，她再次重申了“一國保守主義”的議題。強調她所領導的新一屆保守黨政府，將會著力處理退歐公投中呈現出的一系列“社會嚴重不公”的問題。隨后頒布的包括復興北部工業城市、加強數理化基礎教育投入等措施，都是梅政府嘗試處理“社會嚴重不公”問題的政治議程。

但是，在退歐的壓力下，特麗莎·梅最初嘗試用社會共識與政治理念推動的改革措施都一個個被拋棄。梅政府也退化為一個純粹為實現退歐這一政治議程而設立的機構。這毫無疑問，也成為梅最終被逼下臺的重要原因。

在這種極為短視的政治議程逼迫下，議會各黨派的所有討論都圍繞著退歐問題展開。同時，由于退歐問題懸而未決，一切政府決策都相應成為一紙空文。甚至像美國特朗普政府那樣，朝令夕改的情況也多有發生。2019年，隨著原定退歐日期將近，這種內耗愈發嚴重。保守黨黨內也發生分裂，除了在鼓動退歐時期便大走網紅政客路線的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之外，新晉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環境大臣邁克爾·戈吾（Michael Gove）也都紛紛開始加入表演。這些人也是繼任保守黨黨首的熱門人選。

在退歐問題上所投入的社會、媒體關注度，反過來也促使保守黨乃至整個英國政治走向網紅模式。越來越多的政客選擇退出傳統政黨，或者另組新黨，或者獨立參選。法拉基組織的“退歐黨”則更是這種網紅政治時代，政治議程取代政治理想的極端例子。

民主競選網紅化無疑讓傳統政黨的作用越來越弱。從這個意義上，作為民主核心機制之一的競選制度，親手將民主的另一個核心機制——議會政黨送上了一條通向墳墓的不歸路。為競選而生的政黨也正在為競選而死去。

如今，梅姨已正式下臺。保守黨內聲明要競逐黨首職位的候選人已有16名。與英國隔海相望的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更是高達24人。他們圍繞著“打倒特朗普”這一短暫議程也在傳統與網絡媒體上積極進行著自我宣傳。這也不免讓人懷疑，這種被短暫政治議程侵占的制度，真能承擔得起帶領人類走向“文明頂峰”的豪言壯語么？

最后，讓我們重新回到本文開始的奶昔事件。盡管愛丁堡警方做出了努力，法拉奇還是未能逃脫被奶昔襲擊的命運。據說，砸向法拉奇的那杯奶昔價值高達5.25英鎊。看這價錢，應當不是從麥當勞或是漢堡王買來的。

美國親民主黨媒體《大西洋》雜志發文評論到，“有時候，奶昔只是奶昔”，文中強調，用食物砸政治人物是英國自古以來的民主政治傳統。今天民眾用奶昔砸法拉奇，更是說明那種極右翼話語在民眾心中沒有市場。言下之意，雖然奶昔飛舞，但制度優越性猶在。制度優越與否，在此我們就不評論了，但是，看了這么長時間的退歐鬧劇，我覺得，有時候，奶昔還真就不是奶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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