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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以來，由于中國社會主義的長期性，我們就不存在增進公有成份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動力。新時代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糾正過去幾十年一些領域存在的亂象，如腐敗、官商勾結和兩極分化，但這不意味著回到一大二公的時代，而是在糾偏之后，確保有為政府發揮好市場監督作用，讓市場在更加規范的層次實現良性運行。

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體現

觀察者網：您提到，“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常態下，社會主義應該體現在政治層面，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對于市場的規制。具體怎么理解？

姚洋：首先是政治上，必須要有一個政治力量，即中國共產黨，把共產主義的理念作為她的旗幟，也就是把《共產黨宣言》里說的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作為執政目標。她領導的政府來規制市場，消除市場的權力關系，特別是消除資本擁有的權力。

其次提升勞動者的價值，我覺得這是社會主義的第一要務；同時，在經濟上，得講效率；怎么講效率，當然要市場來推動。這是人類經過痛苦的實踐證明了的：市場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手段。

但是，共產黨領導的政府要發揮調節者的作用，對市場進行規制。其目的一方面是要保障市場運行的效率，第二方面要實現一定的社會目標。

社會主義的市場調節者還要保障市場中人的尊嚴、推進共同富裕等

除了效率之外，社會主義的市場調節者還要保障市場中人的尊嚴、鼓勵特定產業發展、防止政商聯盟干預經濟活動、推進共同富裕等。比如我們的扶貧工程，這就是很典型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表現的例子。

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能夠比資本主義更好地平衡個體自由和社會目標，更好地推動社會向美好社會邁進。

第三就是再分配，再分配的目標就是一切為了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以此來實現共同富裕。

社會主義的福利就是要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

觀察者網：前面您提到，很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有高福利、對勞動者的保護等等。比如有報道說，法國的華人一周工作超過40小時，被警告違法。這個方面如何區別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姚洋：如果你讀過卡爾·波蘭尼的《偉大的轉型》，就能明白，資本主義能夠存活到今天，就是因為社會的反抗，因為市場打破了社會纖維，破壞了社會組織，把許多人都變成了赤貧的人，社會因此就要反抗。

社會反抗的結果就建立了福利制度，有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這樣資本主義才能活到今天。

那么，社會主義的福利和資本主義的福利有什么差別呢？

我覺得至少在一戰之后，特別是當代社會，西方的福利已經變成了政客和選民之間的一種交易。有些人很喜歡說1980年代的美國里根總統多么偉大，這是錯誤的。里根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就是給企業減稅，稅收就減少了，政府公共支出被大幅削減。

看美國共和黨總統的政績，應該看它對老百姓的福利支出。里根執政的8年，美國政府的債務大增，街頭罷工頻發。而且1980年代的美國經濟并不好，高通脹，高利率，美元貶值，直到1990年代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經濟才得以恢復。

我的意思是想說，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只是表面的，特別是當美國民主黨官員想照顧老百姓的利益，西方的福利就變成一種換取選票的交易了。所以資本主義的再分配沒有一個終極目標，選票和集團利益是它唯一的動力。

而我們社會主義的福利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回到馬克思，我們為什么要給老百姓提供福利，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寫的就是，共產主義是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這個口號，公開寫在中國社會主義的旗幟上。

姚洋教授認為，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應該作為“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階段的最高目標

怎么去促進每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增進每個人的基本能力？

按照當代左翼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說法，就要求政府關注和提升每個人的能力。而中國儒家學說超越森的地方在于，既強調國家和社會要創造條件讓每個人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特別是收入能力，也鼓勵個人充分利用這些條件，即強調“授人以漁”。因而我們不提倡簡單地發放福利，把收入拉平。后者是不可持續的，即使是北歐國家也曾經患上福利社會病。

如果人民看不起病，怎么全面發展？如果孩子上學困難，怎么自由和全面的發展？如果年輕人走不出深山老林，他們怎么能獲得自由和全面的發展？

所以，社會主義的政府要投資于民，為民眾提供福利。這樣的解釋和我們的傳統文化價值觀是接近的，在中國儒家精英文化里，我們想要的平等是機會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在市場分配層面，儒家贊同亞里士多德說的比例原則，即一個人的所得與他的貢獻成比例。只要我們為每個人提供發揮潛能的平等機會，儒家相信每個人都具備成圣成賢的潛能。

但是，為什么推動共同富裕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時候，很多企業家就害怕，是不是要搞平均主義，要“削峰填谷”？可見還有很多人對平等的觀念還停留在”打家劫舍”和“均貧富”的階段。

所以要推動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政府就得從底層做起，提高每個人的能力，或者說給每個人發揮自己能力提供條件，使得他們有平等的機會到市場上去打拼，之后憑個人能力愿賭輸贏，這是中國人能夠接受的。

所以，我認為不能機械地理解“兩個結合”。要建立一套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理論，必須要讓中國老百姓能接受，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不是均貧富，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托底。

托底就是給每個人創造條件，讓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就像中專生姜萍，如果真是人才，社會就應該給她創造條件，讓她有機會深造，不能把人才埋沒了。

觀察者網：您試圖為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構建一套理論體系，并稱之為“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前面您講了這個框架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又講了其價值取向，即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據報道此次三中全全會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國式現代化，您認為這個理論創新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議意義何在？

姚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到今天，在實踐方面已經日漸成熟，但是理論創新滯后，亟需理論工作者的理論創新。

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其中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就是：公私對立、社資對立的二元思維仍時不時冒出來干擾黨的方針和政策。如果還簡單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資本和市場，都難以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牢固的理論基礎。

在我們試圖構建的“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框架下，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一種長期穩定的形態，我們的經濟制度確立了混合所有制和市場原則，我們再分配的目標就是提升民眾的能力水平。這不僅可以緩解所有制焦慮，最大范圍團結社會各界人士、整合社會力量投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同時，也可以為共同富裕提供理論支撐。

這是一個兼有馬克思主義學說、新古典經濟學和政治哲學的跨學科研究，理論創新很難，但我認為這是學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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