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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現在開始要一步一步地推進教育改革，最終高考也要改。高考其實就是考智商，因此不需要考那么多科目，像美國只考兩三門，讓你沒辦法刷題，這樣一來就簡化了高考。我們算過，每年大學總招生人數已達到18歲人口數的75%。所以我們發現現在談高考的人少了，談中考的反而多起來了。

現在只要上了普高，幾乎就能上大學，只不過是好壞問題。而中考是決定能上普高還是職高，決定孩子一輩子，所以大家現在卷中考。

但這完全不對，壓力往下傳導了。既然高考都不卷了，為什么要卷中考？我們這是倒著走，所以我最近一直呼吁取消中考。

當然，這些改革要在短期內實現是有很大難度的，但有一條路也許能走通，就是所謂的“職普融通”，因為這已經寫進了新的《職業教育法》，慢慢地讓中考變成只有重點高中要考，普通高中就不用考了。

觀察者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到，2024年要“著力提升宏觀政策支持高質量發展的效果”，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各方面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您認為怎樣做才能防止政策之間出現“合成謬誤”，從而影響預期和經濟運行？

姚洋：過去一段時間，我國經濟出現一些起伏，就是因為宏觀協調機制出了問題。有些部委在沒有協商的情況下出臺一些政策，這些政策可能會引發市場震蕩，造成經濟波動。這次會議強調宏觀政策協調配合是非常正確的。

此外，加強黨對宏觀政策協調的管理是避免“合成謬誤”的一個重要方面，另一個方面就是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中。

非經濟政策指的是產業安全，以及在過度負債、過度金融化等領域開展的一系列調整。這些調整應該納入宏觀經濟的綜合考量中來統籌，這個思路是非常正確的。

現在我們強調宏觀政策的協調統籌非常及時，但仍有很多艱苦的具體工作要做。我們這些部委權力很大，過去也已經習慣了幾個部委一聯合就能發文，甚至一個部委都能發文，這有時會忽略政策對市場產生的沖擊。

觀察者網：對于過去政策上出現的一些問題，您覺得要怎樣進行糾偏？

姚洋：如果政策是錯的并且對經濟產生了巨大沖擊，就應該糾正。例如，房地產急劇下行不是因為行業本身出現巨大問題，而很大程度上是主動調整的結果，調整方向完全正確，但太急于求成，藥下得特別猛，像“三條紅線”、貸款配額，本來可能應該在5到10年內做的調整，現在兩年就做完了，就會對經濟產生較大負面影響。

現在國家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又提出“三個不低于”，要給房地產公司放貸。雖然政策上有轉向，但舊的限制性政策仍未廢除，銀行方面出于顧慮就難以執行。我個人的觀點是，既然政策變了，就應該告訴大家以前的政策已經廢止了。

觀察者網：在談到經濟復蘇難的問題時，您多次談到房地產和地方債這兩大問題，2024年在這兩個問題上的防范和化解之上，您認為怎樣探索出一種長效長期解決之道，以實現高質量發展？

姚洋：中央對房地產政策的一個巨大轉變是區分商業房地產和保障房。商業房地產就是因城施策，各個城市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出臺政策、管理辦法，政府則應該致力于保障性住房。

2022年11月28日，上海，居民在辦理保障房交房手續。圖自視覺中國

現在我們提出每年要建5億平米的保障性住房的目標可能比較高，一下子難以實現。此外，保障性住房能否入市交易、保障性住房的資金從何而來等一系列問題也仍需探索，但政策方向是正確的。

除了保障性住房，還應按照出租公寓的標準建設一些專門的出租房，因為中國人口流動量非常大，年輕人非常需要這樣的出租公寓。

至于地方債長效機制，過去我們嘗試過很多，例如“開前門關后門”、讓平臺公司變成商業性公司等等，最終都沒有做到。

我認為，現在唯一可行的，可能就是把地方債務納入地方的預算、決算，也就是讓地方人大進行審查。目前，平臺公司的債務只有當地政府管，缺乏監督。政府官員在一個地方只干三年，他拍拍屁股走了，債務就留給了地方，越滾越大。但地方人大代表不一樣，地方人大代表長期在那里。

把地方的商業性債務也納入地方預算和決算，這個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恐怕也是對地方政府債務不斷周期性膨脹的唯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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