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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時期的方向與原則

我發現，《第四次轉折》所總結的歷史四個時期的規律，也適用于中國以及其他國家。

中國在1949年至1976年之間是毛澤東時代，其中的代表期是上世紀50年代，這可以說是中國最近歷史發展“高潮期”的主體。那時物價便宜，工資相對較高，盡管生產水平低，但社會欣欣向榮，人們的想法也相似，都想建設一個強大的新中國，所以也吸引了錢學森等一大批海外人才。

“覺醒期”就是鄧小平時代，即1977年至1997年。這是思想解放的時代。如果說“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啟蒙，那么上世紀80年代就是第二次啟蒙。毛澤東時代弘揚集體主義，鄧小平時代給個人主義一個空間。

“展開期”是從1997年到2017年，是各種勢力和思潮涌現的時期。

當下，我們進入新時期，任務就是要對過去幾十年產生的問題進行全面糾正。我在十五、六年前就曾說過，中國正在變成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而不再是“超常的發展中國家”。正常的發展中國家就會存在腐敗、官商勾結、貧富差距等問題。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都屬于“超常的發展中國家”，因為有股勁兒在里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股勁兒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力量的自由奔跑，就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出現了許多問題，需要新時期來解決。

新時期需要做什么？在我看來包括以下幾件事：

第一，持續反腐。

第二，打破政商聯盟。

第三，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第四，推進共同富裕。我國的貧富差距位居全球較高水平。我國最窮的10%的人的全部收入只占總收入的0.5%，而他們的凈財富是負值，通過借債來生活。

第五，矯正過度市場化。改革開放是黨的關鍵一招，市場化是中國成功的奧秘之一，但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由市場來做。

第六，糾正過度金融化。金融發展本應服務于實體經濟，然而過度發展卻會對實體經濟造成打擊。正如我們所見，美國因為金融化過度導致產業空心化問題。因此，我們現在迫切需要對金融進行治理，以實現高質量的金融發展。

第七，降低經濟對債務的依賴。地方政府負債越來越多，周期也越來越短，而且負債越來越不規范，我們需要采取措施來減少這種依賴。

降低經濟對房地產的依賴。目前，整個經濟有40%的投資與房地產相關，而老百姓的財富中60%都在房地產中。這種情況顯然存在問題。

最后，對于學者來說，我們需要建立自主的知識體系。我們不能盲目追隨西方，也不能讓中國的學術界變成西方的代理市場。中國應該擁有自己的學術體系，發展具有獨立思考和創新精神的學術思想，以推動國家的發展和進步。

以上的糾正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完成。如果我們能夠實現這些目標，在2035年之后，我們將建立起一個嶄新的時代。那個時代需要我們每個人都為之努力。

不能用短期政策解決長期問題

然而在短期內，采取正確的方法很重要。我們面臨的許多問題都是長期積累下來，經濟學家稱之為結構性問題，因此需要采取改革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是簡單粗暴的政策調整。

2021年，政府在房地產市場采取的治理方法，就是錯誤地用短期手段去解決長期問題的例子。政府通過“三條紅線”、貸款配額等手段來限制信貸供給。由于房地產市場高度依賴信貸，一旦信貸緊縮，市場就會受到巨大沖擊。因此，雖然短期內實現了回調目標，但也帶來了其他問題，例如對相關行業和就業產生了巨大影響。

這些措施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里完成了本應需要十年完成的過渡，對經濟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和傷害。2021年，平均每月房屋新開工面積約為1.9億平方米，2023年10月已經下滑至8000萬平方米。這種快速變化可能導致市場的不穩定和經濟的不平衡。房地產市場不僅僅是一次性購買房屋的消費，還涉及裝修、購買家電家具等關聯消費，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消費領域。我們應該意識到，消費中的吃喝玩樂等零星消費可能還在增長，但整體消費低迷，原因是大宗消費下降太多。

因此，未來我們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采取更加全面和可持續的措施來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再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過去二十多年我國有兩輪化債。第一輪是2000年前后，化了前20年的債，那次化得比較徹底，銀行重組，輕裝上陣，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接受壞賬。然而，此后不到15年的時間，大量債務又積累起來。2014年至2018年進行了第二輪化債，置換了約8萬億債務。可是到2023年，債務問題又起，地方政府債務因疫情而大幅膨脹。從20年到15年再到5年，積累債務的時間越來越短，這的確是個大問題。

然而，在當前關鍵時刻，政府選擇從2022年下半年開始對地方政府實施財政緊縮政策，限制他們借債，只能借新還舊，不能新增債務。這樣的政策是有問題的。

首先，這是一個不合適的政策。在疫情結束后，沒有一個國家會立即進行財政緊縮，而是需要擴大財政支出來促進經濟復蘇。財政緊縮可能會進一步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和消費，阻礙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其次，選擇的時間也不恰當。地方政府在疫情期間支出很大，造成財政虧空。現在又限制他們借債，地方政府只能過緊日子。地方政府過緊日子，房地產市場又在下行，這兩個部門加起來至少占經濟的30%，如果他們下降10%，就會對經濟增長造成3個百分點的拖累。這正是2023年經濟復蘇困難的原因所在。

必要的政策調整

在房地產領域，政策層面上有一些事項需要明確：

第一，需要明確取消“三條紅線”政策，以及銀行房地產信貸比例限制。要向市場發出正確的信號，承認過去的錯誤。以前是“三條紅線”，現在要求“三個不低于”，但另一方面又引入了“白名單”制度，全國只有50家房地產公司進入“白名單”，政策仍然在相互打架。

第二，需要明確取消限購政策。許多城市已經取消了限購，但為什么不能明確表示不再限購呢？

第三，要明確讓市場決定房價。我們現在推行“保交樓”政策，這當然可以提振信心，但另一方面也讓地方政府背負沉重負擔，因為他們不希望房價下跌，否則地方政府就會虧損；但如果房價不跌，老百姓就不會購買房屋。房地產市場和股市一樣，老百姓對于漲跌有追逐和避讓的心理。當老百姓認為房價還有下跌空間時，他們不會輕易購買房子，只有當房價跌到一定程度時才會考慮購買。

第四，還可以考慮建立一個“住房儲備銀行”來保障交樓。這樣的銀行可以在地方財政緊張時提供一些信貸支持。政府今后確實要專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但資金來源仍然是一個問題，或許可以通過住房儲備銀行來獲取資金。

財政方面，政府在加大政策力度。

從2023年7月開始，政府意識到緊縮政策不可持續，因此采取了一些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然而，這些政策“半遮半掩”。雖然通過發行1.5萬億元置換國債可以緩解一些困境，但如果不允許地方政府舉債，他們將無法開展新項目。因此，必須打開閘門，允許城投債和銀行借款，否則即使有政策也難以發揮作用。

說到這里，可能會有人會問，一方面要治理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另一方面又允許地方政府繼續舉債，這不矛盾嗎？實際上，防止地方政府新增債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在短期內我們需要找到權衡之策。我們可以先暫時救助地方政府，確保其正常運轉，然后再考慮如何治理地方債務問題。

我的總體觀點是，要想徹底治理地方債務問題，就必須將地方債務納入地方政府的預算和決算中，與中央政府負債已經納入預算相似。這樣做有助于提高債務透明度。穆迪將我國主權債務評級從正面轉為負面，對我們政府而言是一個不利因素，直接影響了我國在海外的債務發行。因此，讓債務透明化是非常有益的。

2024年中國經濟展望

盡管現在困難重重，但我一直對中國經濟抱有信心，并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持樂觀態度。悲觀派只看到眼前的困境，樂觀派會關注更長遠的未來，并將得到證明。

對于中國企業家而言，保持樂觀態度非常重要。如果你在經營企業時一直持悲觀態度，那就很難取得成功。但你請的職業經理人必須保持謹慎態度，以確保企業穩定運營。

因此，在短期內，我們可以采取謹慎甚至悲觀的態度，但放眼長期應保持樂觀。

根據我的估算，中國仍然具有5%-5.5%的潛在增長速度。如果我們無法達到這個速度，將會浪費掉我們的生產能力，這將是一種失敗。中國擁有高儲蓄率和完整的產業鏈，并在一些技術領域世界領先。中國產品的低質低價已經成為過去，我們已經進入質量優良、價格合理的時代。以我們的電動汽車為例，現在老百姓購買國產車已經不再因為品牌而猶豫，這樣的情況倒退5年都難以想象。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2023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先立后破”。這意味著政府將以確保經濟的穩定運行作為首要目標，然后再去解決問題。如果經濟的穩定局面不斷被破壞，將會導致社會動蕩和不安。過去幾年的情況表明，經濟處在不斷動蕩之中，事后才發現問題，我們只能臨時處理問題，然后又發現新的困難，最后不得不重新整頓。

因此，我認為“先立后破”這個概念非常有價值，未來我們應該遵循這個原則，不要急于改革。實際上，中國的主要改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完成，現在應該鞏固已經收獲的改革成果。由于我們在很多方面還沒有鞏固好成果，又忙于新的改革，最終成為半拉子工程。

我相信政府會繼續在房地產行業發力，希望房地產市場能夠在2024年下半年止跌。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對于經濟的恢復至關重要。同時，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也需要有所改善，以減少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盡管當前形勢不容樂觀，國際機構普遍預測中國2024年經濟增長不會超過4.5%，但我認為這種預測有些悲觀。政府已經意識到穩定經濟是首要任務，所以我對2024年抱有希望，我相信5%的增長速度仍然有望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