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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青壯派經濟學家中，姚洋是最活躍的學者之一。從互聯網到課堂，他頻有“驚人之語”。

或者嘲笑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伯南克，將金融危機原因怪罪于中國儲蓄過多是“地主家的兒子理論”；又或者挑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忽視了資本和其他要素也能創造價值；又或者在疫情三年里，長期呼吁政府發錢給消費者，以此作為主要擴內需手段以刺激經濟。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學圈，這樣的聲音并不多。

2022年12月3日，姚洋等六位經濟學家發起《關于放開經濟活動的建議》，共提出了7條關鍵建議。不知是否巧合，沒過多久，疫情防控的新十條發布，中國經濟的一系列頂層意見出臺。14日，作為中長期任務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發布，15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著力擴大內需又成為2023年經濟工作五大任務之首。六位經濟學家的多條意見被包含其中。

在防控政策放開、中國經濟即將迎來新開局之時，如何理解中央高層的戰略選擇？中國將如何應對疫情和重振經濟的雙重挑戰？擴大內需什么辦法更有效？中國如何應對美國科技封鎖？觀察者網近日就這些問題采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姚洋。

擴大內需要跟共同富裕戰略對接

觀察者網：12月初國務院印發《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2012年，中國曾經把擴大內需作為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任務。在這之前，1990年代末，擴大內需的討論也非常多。相比較之下，目前中國提出擴大內需的背景，以及擴大內需戰略的意義有何不同？

姚洋：把擴大內需規劃作為一個長期戰略，說明了大家意識到內需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未來中長期時間內的重要增長引擎。

規劃從頂層設計的層面提出了消費和投資規模再上臺階，建立完整內需體系等目標，也提出了很多擴大內需的辦法，特別是有關提升教育服務質量中鼓勵社會力量提供多樣化教育的說法，是對前一段走過頭的教育培訓行業政策的一次修正。

支持和規范民辦教育發展，我覺得這很重要，說明我們意識到教育領域存在很大的消費需求，單一的公辦教育沒法滿足老百姓對教育行業日益增長的需求。

中國人非常重視教育，所以教育支出是一項很大的消費支出。中國服務貿易常年都是赤字狀態，服務貿易里頭最大項恐怕就是教育，因為我們購買了大量國外的教育服務?？梢姼哔|量的教育在中國還是稀缺資源。

說實在的，國外的教育水平也參差不齊。這就給了國內的民辦教育很大的發展空間，就是要想怎么鼓勵他們發展起來，做優做大做強。

1990年代，中國經濟速度高達14.2%，后來宏觀調控，再加上亞洲金融危機，1999年落入低谷，出口出現下滑。2008年以后同樣碰到了外需的下滑。所以那時候擴大內需的討論非常多，那時候人們認為擴大內需是調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重要手段。

12月15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擴內需促消費，可以將其看作一個疫情困境之下的應急措施，但是《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則是從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角度，將擴大內需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觀察者網：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國內討論最多的是，中國依賴外需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已經到了頭。那么此次《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是不是與1980年代提出出口導向戰略有著一樣的轉折意義？

姚洋：我覺得如果真能執行，可能會起到同樣的效果。

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擴需求促消費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要提升消費質量，而不是一味的強調擴大消費占GDP的比重。

過去10多年我們的國內消費占GDP的比重上升還是比較快的，但是我們不能讓消費占GDP的比例上升太快。因為儲蓄和消費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消費比例上升太快，意味著儲蓄率下滑，儲蓄率持續下滑就會影響投資增速。我們國家還處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所以儲蓄率到2035年，無論如何不應該低于35%，現在是45%。

我們過去70年的發展，一直有一種強烈的艱苦奮斗的思維邏輯。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實行高積累低消費的國策，我們勒緊褲腰帶搞原始積累，生活那么窮，我們的儲蓄率還非常高，積累率曾高達到三分之一。

改革開放之后國家不再強制性儲蓄了，但是因為我們處于發展的追趕階段，而且經濟又以出口為導向，所以財富急劇集中，這樣也造成了很高的儲蓄率。我們的剩余勞動力又多，工資就漲不上去。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的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跟國際上主要經濟體相比偏低。

但是2012年之后，我們開始擴大內需，其實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中國經濟結構在發生變化：工業占比下降，服務業占比上升。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絕大多數勞動力都到服務業就業了，不像以前主要是去工廠就業。因為服務業對老百姓的收入回報要高得多，制造業的勞動力也大量外流到了服務業。

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的收入占比上來了，消費占比自然也就上來了。我們正走在一條從艱苦奮斗到可以適度享受的發展階段。所以擴內需戰略規劃從提高消費質量來看，就是要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就是要消費升級，這可能比單純增加消費占GDP的比例更有意義。

而在2012年的時候，包括1990年代末，我們還是在從發展的角度和結構轉型的角度來想問題。我們外需受到了沖擊，那怎么辦？我們只好靠擴大內需，本質上還是一個GDP增長、提高人均GDP的概念。但現在我們更多要從消費的質量和生活的品質出發，這樣也可以和共同富裕戰略聯系起來，使得高質量發展能為老百姓創造一個適度享受的環境，讓這個社會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充滿活力。

促進群眾體育消費也是擴大內需戰略綱要的要點之一。圖為12月24日上午，呼和浩特市太偉滑雪場的第九屆全國大眾冰雪季（內蒙古站）啟動儀式活動現場

建國70年來，我們三代人都是在勒緊褲腰帶艱苦奮斗中度過。但是如今人們對高品質適度享受型生活的需求，以及新一代年輕人對待工作和生活的觀念已經非常不同了。所以我們整個社會要跟著改變，政府的政策要跟著改變。我們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也是在適應這樣一個新趨勢。

發行消費券還要擴大規模

觀察者網：2022年12月3日，您與六位經濟學家發起《關于放開經濟活動的建議》，共提出了7條關鍵建議，沒過多久12月6日中央最高決策層討論2023年中國經濟，12月7日出臺新防控10條。隨后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里面，幾大任務包含了你們提到的建議。是你們的意見引起了注意？還是那個時間段，經濟形勢的嚴峻使得放松防控政策抓經濟成為大家的共識？為什么？

姚洋：我們六個人想法都比較一致，特別是那時候疫情管控還比較嚴厲，所以我們希望看到逐步開放，我們的建議最后是不是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吸收了，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我們的建議恐怕是大多數人愿意看到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就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在吸收全國各個階層的聲音和主張，我們只不過是眾多聲音里的一種。

當時主張繼續封控的一個核心觀點是，期待病毒對人體傷害完全等同于普通感冒之后再放開。病毒或傳染病學專家告訴我們，可能要等到2023年6月份。這等于說封控還要繼續大半年時間，老百姓是不是受不了？經濟是不是受得了？這需要時間上的取舍。

這當然是一個很艱難的決策。病毒傳播太快了，嚴防死守已經防不住了。權衡下來，最后我們的防疫政策從防傳染變成了防重癥。

觀察者網：你們的7條建議里面，提到要“提高2023年赤字率，通過推出以新基建為核心的新一輪擴大內需活動，帶動各行各業復產復工”。不過，隨后您在與曾光的一次討論中，明確地提出擴大內需主要是要促消費而不是投資，政府應該直接給老百姓發錢。這個建議頗有爭議，反駁的意見會說，一，老百姓沒有錢，二，有錢也不敢消費，會變成儲蓄，證據是疫情之后儲蓄率上升了。你怎么看？

姚洋：的確有爭議。很多人覺得發錢不是個好主意，因為政府發了錢之后，有的老百姓會把錢變成儲蓄，所以最終消費也沒上去。這種說法和研究結果是不相符的。

2020年那一輪地方政府消費券發放之后，我們學院有人做過研究。研究發現消費券是有乘數效應的，就是發100元，會放大到300-500元的消費。

如果政府擔心發錢會變成儲蓄，那么就直接發消費券。規定消費者買東西必須按比例來使用消費券，比如說買了100塊錢的東西，只能用20塊錢的消費券。這實際上是可以執行的。

再比方說，政府還可以通過央行的數字貨幣賬戶發錢。一方面能夠推廣數字人民幣的應用，比如老百姓要想得到政府的1000元消費券，必須下載央行的數字貨幣應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消費券的乘數效應刺激經濟。

這1000元的數字人民幣，一次性全花光是不行的。比如一個用戶要買200元的東西，只能用掉數字錢包的40元。如果是每人1000元的數字人民幣消費券，最后相當于給4.5萬億至6萬億元的消費打折20%，我的粗略計算表明，可以形成超過1個百分點的GDP增長。

某網絡平臺的數字人民幣消費券使用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