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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美國社會在爭議、騷亂和不平靜中度過。

4月27日，洛杉磯快船隊老板唐納德·斯特林與女友爭吵的一段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錄音被曝光。事件的導火索是當地時間4月9日，斯特林女友在Instagram上傳與“魔術師”約翰遜（NBA前黑人球星）的合照。當女友反問如果和拉里·伯德（NBA前白人球星）照相是不是沒問題了？快船老板勃然大怒：“你TM一輩子和他在一起，包養他，和他睡都沒問題！別公開！別把他帶到球場上！”

7月，手無寸鐵的黑人小販加納在街頭幫忙勸架，警察趕到時卻包圍了他，指控這個6歲孩子的父親出售未繳稅的香煙，并試圖將其逮捕。一名警察采取紐約警局明令禁止的 “鎖喉”動作從身后勒住他，令其窒息而亡。12月3日，紐約一個大陪審團在案發后5個月做出裁決，涉事白人警官丹尼爾·潘塔雷歐被免于起訴。另據赫芬頓郵報消息，8月3日，紐約警方確認，拍攝黑人小販被警方扼死視頻的黑人男子拉姆齊·奧爾塔，因非法持槍被逮捕，并受到兩項非法持械的指控。

男子被紐約警方懷疑賣走私煙 當街遭鎖喉窒息而亡

8月9日，弗格森事件爆發。11月24日，當陪審團做出不起訴槍殺布朗的白人警官威爾遜的決定后，事件演變為騷亂。

這一系列引發國際關注的熱點事件突顯出美國社會在價值觀念上的貧困。順便提一下，中國藝人筷子兄弟組合與張杰受邀于美國洛杉磯當地時間11月23日晚參加2014全美音樂獎（AMA）頒獎禮，他們雖然獲獎，但是他們的表演和頒獎都在AMA的廣告時段，電視不直播，觀眾并沒有看到這個畫面。針對這連串事件，有人把矛頭指向美國的司法體制，或者是美國社會一直存在的種族歧視問題。這些診斷都未能切中要害。

“筷子兄弟”大鬧全美音樂獎，表演被“丟”到廣告時段

以多元、開放、寬容自我標榜的民主社會內生著一種病菌：“寬容的不寬容”。 上述系列事件就或輕或重地指認了這一病菌。

何謂“寬容的不寬容”？不同族群間在歷史記憶、語言、風習、倫常上的差異和沖突以種族歧視、政治分裂（極端情況下以種族清洗）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不寬容在自由民主社會的形式平等、寬容理念的支持下名正言順地存在。換句話說，任何社會本質上都是一個特殊的或者說是一個封閉的社會，它會針對別的社會來防衛自己，為此，它必須培養一種頗具對抗性的尚武精神。即使一個社會內部的同質化身份建構也無法完全消除歷史性的族群認同。

當斯特林事件發生后，NBA前著名球星奧尼爾曾評論道，“有這種觀念（指斯特林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言論）是一回事，公開表達這種觀念是另一回事”。是否如奧尼爾所言，有種族歧視觀念是一回事，在公眾場合表達此類觀念是另一回事？不！難道私底下持有和表達此類觀念就政治正確了？民主社會宣揚的言論自由也否定了這種說法的合理性。是否處以罰款、禁賽、取消球隊老板資格就能解決問題？不！斯特林依然是白人斯特林，他還會在別的場合表達他的種族歧視言論。

民主的糾錯機制在應對“寬容的不寬容”這一內生性的病菌時顯得捉襟見肘、有心無力又自相矛盾。癥結在于，“自由民主政制劃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將宗教和道德逐至私人領域，以保障個人自由的政治權利，恰恰為極權主義、放縱種族歧視的自我中心主義提供了政治條件”。

處以罰款、禁賽、取消球隊老板資格就能解決問題？不！斯特林依然是白人斯特林

有評論者把上述系列事件稱為“弗格森現象”。所謂現象，無非是指類似事件在一定時空中的頻發。但上述指認“寬容的不寬容”病菌的事件或現象僅僅發生在美國？僅僅發生在當下？絕非如此。

二戰期間對日裔美國人的管制、蘇格蘭與加泰羅尼亞的離心傾向、歐洲右翼對外來移民的排斥情緒、“民主化”之后伊拉克的教派沖突、烏克蘭臨時政府取消俄語的官方語言地位及至克里米亞的獨立入俄……這一病菌在民主社會的首要價值——自由——的光環的映照下一直頑強地滋長。

歷史還告訴我們，魏瑪民國的自由民主憲政所建立的“手中沒有劍”的正義為納粹政制鋪平了道路。正如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霍克海默所言：“喧嚷吵鬧著的民族主義仍舊是公民自由的一種扭曲形式。反猶主義的酒窖政治，說明它根植于它曾得以發跡、最后又趨于衰敗的德國自由主義的土壤之中。”

在此，自由主義者會搬出斯大林迫害、屠殺猶太人的史實，以及中日之間此起彼伏的民族主義的罵戰來反駁：帶有民族（中心）主義色彩的種族歧視不是自由民主憲政的內生病菌，恰恰是專制政體或集權政制的必然弊害。

曾經讀到袁復生先生發表在《南方都市報》上的《以民族主義扭曲歷史，我們真比日本人強？》一文。作者對比“我們的歷史觀被煽情的抗戰電視劇塑造，更被教科書塑造”，在談及美國學者批駁日本右翼分子在編撰教科書時篡改史實，有些日本作家則堅持歷史真相，并“持續對文部省審查教科書發起訴訟，對抗國家敘事”時感嘆道，“這兩個陣營對日本教科書的影響，對東亞國家來說，感受最復雜的一個啟發無非就是：民族主義往往是扭曲歷史的催化劑，而民主的制度框架和言論自由，則是他們最有效的糾錯者”；在談到美軍教科書隱瞞越戰敘事，忽略二戰期間對日裔美國人的管制，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主流的美國教科書已經撥亂反正時又不吝溢美之辭，“這是美國的民族主義經過自我的糾錯，回歸到了事實與普世價值”。

作者似乎有意暗示我們：民主政制與“平等”的政治自由（普世價值）提供了民族主義的解毒劑，在治史方面有助于我們了解真相。

這與筆者的觀點正相反對。如果我們堅持認為帶有民族（中心）主義色彩的種族歧視是自由民主的內生性病菌，如何回應自由主義者的反駁？回答是：它們是人類不同族群間的生活理想相互沖突（實為“諸神之爭”）在政治上的展現。在這個意義上，每個族群（城邦或國家、地域）都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集團，逐求屬己之善——族群集體的自私自利。猶太人問題是這一“人的問題”的樣板。錫安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和自由民主制下的同化主義都不可能解決猶太人問題。而對此反駁的一個簡單回應就是反詰：標榜價值多元、寬容、開放的自由民主國家在世界范圍內開疆殖民、掠奪資源、虐殺異族、圍毆弱小，豈非咄咄怪事？難道不正是一種偽裝成世界主義的狹隘且不寬容的民族主義或族群主義在作祟？

自由主義者的天真就在于他們以為，基于普世人權的同質的身份建構將消弭或避免人類族群間的“諸神之爭”，而他們的愚蠢也因此顯現出來：推崇文化多元主義，尊重少數權利，卻對當中潛在的族群沖突不解因由；同時，對普遍同質的身份建構是否可能以及隨之而來的族群身份認同問題，他們置若罔聞。由此，我們見到這樣一番景象：搖唇鼓舌的普世公知們仰望自由之光，誓言播撒現代啟蒙精神，春風化雨，啟迪民智，對導致自我毀滅的病菌卻視若無睹。然而，民主的真正的朋友不是普世公知，而是那些看得見自由光環，又清楚病菌之害的人。

由是觀之，所謂“弗格森現象”遠不是類似事件的集中爆發，也不是美國社會的一時流弊，說它是美國乃至西方社會除之不去的沉疴毒瘤一點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