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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國內外發生了兩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兒。

第一件事。央視特別欄目“走基層•蹲點日記”記錄了一個叫刁芊文的外地來滬女孩求學之路。由于缺乏相關證明，刁芊文始終無法辦理入學。最后在央視的媒體話語協助之下，小芊文終被送進了小學校園。結局看似完美，但上海各個本地論壇和微博上卻因此炸鍋，“這打破了契約規則！”、“上海的教育資源正在被擠占！”，這種話變得隨處可見。更有激進者喊出了這樣的極端口號：“外地人滾出去”。

另一件事。9月9日，挪威舉行了議會選舉。大選的結果已經揭曉，中右翼政黨保守黨贏得了大選，而同保守黨結盟的挪威進步黨也獲得了相當的一些席位，極有可能進入新內閣。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挪威進步黨素以抵制外來移民著稱。

在對待外來人口的態度上，文化背景、政治背景迥然不同的上海網民和千里之外的部分挪威選民，在某種程度上居然取得了“共識”。

實事求是地說，上海人給全國人民的印象確實比較排外。盡管如此，作為一個上海人，我并不怎么在上海的公開場合聽到“排外”言論，最多也就是大媽們會在私下場合“損”幾句，指摘外地人并不符合工業社會公共道德的舉止。但在一片和諧的背后，“排外”的話語確實正在網上迅速泛濫開來，甚至有甚囂塵上的趨勢。當同學、朋友在私人聚會的時候，也會時不時蹦出一些比較刺耳的排外詞語。有外地的朋友看到或者聽到自然會深受刺激，最輕微的也會發出這樣的疑問：“上海人的氣度就這么小嗎？”

個人有排外思想，不排除是素質問題；一座城市被認為排外，也不排除是“城市文化問題”；但當幾個地方——不論國內外——都出現“排外”，那么，我們就得好好談談“排外”這個問題了，以上海為例。

一切得從90年代開始說起。

90年代的上海已經不再是80年代那個略顯破落的老城，正處處煥發著生機。對此，上海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各類城建工程的飛速進展：舊區改造正一步步地推進，原來的小弄堂被拓寬成了大馬路；今天上海城市交通大動脈內環高架、南北高架、延安東路隧道復線、地鐵1號和2號線、南浦和楊浦大橋就是在那個時間段通車的。隨著基礎設施的進步，上海的城市規模也在不斷擴大。90年代中期，上海中心城區的外延拓展到了今天的中環一線。

外來人口也在90年代開始漸漸涌入。但上海有趣的地方在于：在為外來人口提供工作機會的同時，也能保證本地居民的飯碗不至于都被“搶”掉，生活水平也不至于因此而下降，同時還能接納相當多的“新上海人”子女入學。當時我們班上不少同學來自外地，但和父輩年紀的上海人動輒對外地人冠以“鄉下人”頭銜不同，在我們80后、90后的日常學習生活中，同學間的友誼并沒有因籍貫原因而受到太大影響。對于這個現象，我們普遍認為，早年物資匱乏引發了父輩對外來人口瓜分資源的憂慮和敵視，而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時候，基本上也沒受到多少“搶資源”概念的影響，和外地的小伙伴們相處融洽——而且很多時候外地同學功課好求上進，還是我們爭相學習的對象。

我們這代人的成長軌跡基本上和上海90年代開發開放的進程相同步。隨著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在石庫門、小弄堂里的居民漸漸搬進了新房，曾經被視為奢侈品的小轎車、寬帶網絡、數字電視在21世紀的頭十年開始走進上海的千家萬戶，買房而不是租房也成為了市民的普遍選擇。整個城市的面貌也明顯不同：蘇州河再也不發臭了，每年夏天上海也不再畏懼臺風和暴雨；以環球金融中心為代表的一座座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在市內迅速鋪開，不知不覺之中，上海居然擁有了世界最長的城市軌道交通網絡。城區范圍也在不斷擴大，五角場、吳淞、吳涇、莘莊、南翔等曾經的衛星城已經變成了城區的一部分，更多的成就不勝枚舉。

如果沒有外來務工人員用汗水和心血參與城市建設，上海絕不可能有今天的這一切繁華景象。

曾經看到過一組數據，如果以同類國際大城市人均用地占有量為參照標準，上海人口容量的極限約在2200萬，而上海的常住人口早在2011年就突破了這個數字。在本地戶籍居民增長速度放緩的情況下，大家自然而然地將目光投向了總人口已經超過本地戶籍居民數量的外來流動人員。大家發現，新老上海人正在一起排隊看病、買房；馬路上的汽車不少正是“新上海人”在駕駛著；小學里已經很難再聽到滬語；大學畢業生一進招聘會就會遇上外地的同學們……

而一度變得不那么常見的交通堵塞現象再次在上海蔓延開來。與工資上漲相對應，居民的生活成本也在飛速提高，如何承擔高額的房價、子女的教育也成為了居民們的心病。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作為中國金融中心之一的上海更是中國第一批受到沖擊的城市。

與此同時，在那些“新城市居民”當中，相當多來自農村的“新上海人”遇到了融入城市的困難：他們有著樸實、勤勞的優良品格，但從小在農業社會環境下長大的他們來到北京、上海、奧斯陸、柏林等大城市之后，不可避免地會與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發生各種碰撞、摩擦。在地鐵上，這些人會用長期以來對付微弱直線電話信號而大聲說話的習慣來打手機；農村生活中的隨地小便的習慣也被帶進了城市……這些習慣在農村沒有多少人會說些什么，但在大城市就總是會引起糾紛。

但值得慶幸的是，在中國人統一的文化背景下，還僅僅限于地域歧視一類言語爭端，而在西方國家這就不再僅僅是引起不滿的問題：在歐洲，多數外來移民來自土耳其等伊斯蘭國家的農村，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沖突更容易被人貼上標簽，文化、宗教的沖擊又進一步刺激了本地民眾的排外情緒。

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實現自己的夢想，“新城市居民”背井離鄉，來到北京、上海甚至是歐美發達國家的大城市。本地居民根本不可能把他們再趕回農村，這不僅僅是出于尊重他人夢想這一角度的考慮，“新上海人”、“新北京人”也和“老上海人”、“老北京人”一道，正在為這兩座極限運轉的城市付出著自己的力量；來自西亞、東歐的移民也在為挪威的奧斯陸提供著該國所緊缺的勞動力。某種程度上，驅逐外來人口是本地居民的一個本能反應，但如此的反應太過消極，也必然不是一條有前途的道路。

可悲的是，挪威人已經用自己的選票選擇了與進步黨結盟的保守黨，民粹派入閣也幾乎成為定局。如今唯一的懸念，就是挪威新政府會不會采納反移民這樣的極端方案。

與其消極應對，還不如開拓一下解決問題的新思路：既然北京、上海的城市資源已經到了極限，那還不如開發有著較大發展前途的中小城鎮，用中小城鎮的城市資源來容納打算前往和正在北京、上海工作的新工業人口。如果歐洲也順著這個思路走下去，那么挪威等歐洲發達國家就應當在維持現有移民政策的同時，主動推進西亞國家的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道路。

但是，歐洲推行這樣的道路何其容易。深陷債務危機之中的歐洲還來不及拯救“歐豬四國”的國民經濟，哪來的閑錢去扶植宗教、文化，或許還有政治立場上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國家？更何況如今歐洲的企業也需要西亞國家作為自己的商品和服務銷售市場，很難說服這些企業家同意將自己的稅款用來扶植西亞國家社會的進步，從而給自己樹立一個未來的商業對手。而伴隨著移民和本地居民的沖突，歐洲的宗教、文化之間的沖突也在“文化多元”這一政治正確的掩護之中越陷越深。

或許，歐洲已經很難再去發現一條適合自己的正確解決移民問題的方案了。

而在中國，這樣的思路變成了城鎮化的構想。

目前中國的現狀是：中小城鎮的社會服務、基礎設施水平依舊遠遠落后于京滬，很難說服這些“新城市人口”放棄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機會；現有的市場關系并不能夠刺激新工業人口改變往北上廣深跑的主意；至今政府也沒有出臺城鎮化細則也足夠說明推行這一政策的難度。但同把人單純驅逐出城、出國，嚴管移民政策相比，這無疑是一條更有前途的道路。或許當越來越多的中小城鎮發展起來的時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也不會再有抱怨過多外來人口的機會，“排外”的情緒也不再會那么激烈；來城市打工的農村居民也會有更多的工作機會，而類似于刁芊文小朋友坎坷求學路的故事，也許也不會發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