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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脫離現實

多數英國人在公投中投票支持脫離歐盟，這成了貨真價實的轟動消息。專家們思考了英國對歐洲的特殊態度、人民針對精英的起義和移民危機的影響。但鮮有人關注到另一件事：歐盟分裂與蘇聯解體很相似。關鍵在于，歐盟和蘇聯都是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地緣政治實體。宣稱的意識形態目標和現實之間的根本矛盾導致了兩者的解體。正是這點引發了非意識形態階層民眾的起義，他們一旦被給予表達個人意見的機會，就會要求當局履行承諾或者下臺。

蘇聯的意識形態承諾平等、公正、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比“資本主義世界”更好的生活標準。而實際上蘇聯公民得到的是商品短缺、不公正的分配、由上級任命的特權階級政權、遠落后于西方的發展水平和生活標準。

不滿情緒起初出現在嚴肅對待承諾的“信徒”和意識形態精英代表中間。“真正的列寧主義”運動意味回歸理想狀態 、履行承諾和達到意識形態目標。從“恢復列寧理想”起家的戈爾巴喬夫當政開始，就明顯意味著國家解體。蘇聯最后的這位領導人認為，官僚制度妨礙烏托邦式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而人民邊睡邊看這個理想到底怎么實現。因此，他請求人民反對官僚制度，并相信人民會支持自己。

但人民多年來第一次得到在自由選舉中發表個人意見的機會，卻將票投給了戈爾巴喬夫的反對者——部分投給承諾與“文明世界”融合的、未來會更好的親西方“民主主義者”，部分投給右翼民族主義者。“人民政權”的意識形態與人民的實際愿望相矛盾。結果民主化方針的倡導者還是失去了權力，人民終究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近年來，歐洲社會同樣變得越發意識形態化。“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承諾給歐洲人最高的福利水平和人人自由，承諾一個沒有國界及戰爭沖突的世界，以及平等公正的權利和民主，即人們在政治決策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然而，現實情況是歐盟公民看到了歐盟中一小部分最富有的企業家和最貧窮的社會階層之間的收入鴻溝，看到了人滿為患的移民占據本土居民的工作崗位，以及以民主而非和平為名的戰爭，還有非選舉產生的布魯塞爾官員決定主要政治問題，而非人民政權。分化的結果是中產階級減少，根據官方理論，中產階級應當增長并構成“民主”的基石。同性戀游行、同性婚姻、以自由為名的吸毒和賣淫取代了傳統價值觀。此外，為了讓不久前剛擺脫共產主義枷鎖的相對落后的東歐國家感受到“民主主義”的好處，歐洲最發達國家的納稅人不得不為此埋單。正如蘇聯公民為了能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幸福生活，以及為了讓眾多第三世界國家邁向“社會主義目標”而埋單一樣。但歐洲發達國家和蘇聯的納稅人都不喜歡這樣。

精英民眾意見相左

正是英國精英贊成最大限度地擴大歐盟，甚至支持接納土耳其。但這些精英忘了，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不僅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越來越意識形態化的年輕人和大城市居民，還有工人、農民、漁夫、商店售貨員、小酒吧的常客和狂熱的足球迷，他們的口音甚至都與精英人士非常不同。出于務實的原因，這些人一貫對歐盟不滿：他們不愿拿出自己本已微薄的工資來為意識形態目標、東歐和北非人民的自由與幸福埋單，不愿讓出工作崗位。他們想在解決自己國家問題時擁有投票權，但過去他們從未被賦予這樣的權利。英國的“民主”選舉制度建立的十分狡猾，在某些問題上人民沒有選擇：一切由精英決定。議會擁有最高權力，根據多數選舉制選入議會的基本上是三大政黨的代表，其領導人秉持的立場不是親歐就是極親歐。歐洲懷疑論者的小黨派在這一制度下幾乎毫無機會。

卡梅倫首相就是英國的戈爾巴喬夫，他犯了蘇聯前輩的錯誤。卡梅倫是新一代意識形態化政治家的代表，篤信民主信條。希望繼續執政的卡梅倫認為，如果給予英國人公決投票權，他們會像他設想的那樣支持他，支持在倫敦的利益和歐洲民主主義之間妥協的明智政策——獲得最有利的條件后留在歐盟。然而卻和戈爾巴喬夫一樣，卡梅倫并不了解自己的同胞，他們厭倦了與歐盟有關的一切，討厭承諾在地球上建立民主天堂，實則導致貧窮和國恥的政治家。因此，人民投票反對。當然英國脫歐后，英國的百姓很可能不會得到想要的東西，而英國很可能像蘇聯一樣解體，而不是變成一個驕傲獨立的大國。

顯然，歐洲其他發達國家的民眾也存在這種不滿情緒。很難說最終是讓人民表達意見還是精英采取措施。但歐洲未必能放棄對民主的迷信，而這意味著精英的意識形態理想將經常與民眾否認真正意愿相左。與戈爾巴喬夫政府一樣，歐盟的改變是緩慢的，如果進行改革，也只可能流于表面，并且為時已晚。

階層矛盾導致分裂

這一矛盾已然導致將自己定位成現有精英對立者的黨派的壯大。這些黨派全部是某種程度上的歐洲懷疑論者，這可能令歐盟未來的日子十分艱難并進一步分裂。

無論如何，未來數年歐洲主要國家的精英階層將發生變化。某些國家的體制外黨派將當政。某些國家的傳統政黨的務實分子將轉向歐洲懷疑主義，就像英國版葉利欽——保守黨的鮑里斯·約翰遜所做的那樣。美國也正在出現類似的進程，代表這個反意識形態的是特普朗。

但不應將西方意識形態化的精英們的努力拋諸腦后。他們將為自己的權利而斗爭并在民主口號下采取限制真正民主的措施。例如，英國出現這樣的聲音，稱公投僅具有建議意義，擁有最高立法權的議會可以不考慮投票的結果。

現在分析英國公投結果時，“民主主義”思想家，比如美國前駐俄羅斯大使邁克爾·麥克福爾，試圖將其解釋為普京、“伊斯蘭國”組織等敵人的陰謀。莫斯科的政策旨在捍衛俄羅斯的利益，而俄羅斯對“民主主體”與現實的矛盾西方的雙重標準的批評，在國際上，包括在西方的反全球化人士中得到了一定認可。不過這并非破壞活動的結果，而是歐美人民自然謀求掙脫與客觀現實關系不大的官方意識形態束縛的結果。

當然，如果把所有反對烏托邦式“民主主義”目標的人都當做克林姆林宮的間諜，那么或許能夠找到將英國脫歐解釋為敵人陰謀的邏輯。但這對任何了解現實生活的思想家來說都是重度精神分裂癥。所有國家的領導人都要記住這種病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