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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亞要求臉書（Facebook）新聞內容付費后，臉書于當地時間2月18日對澳大利亞“重拳出擊”，阻止該國新聞媒體在本平臺發帖，并屏蔽所有發出內容，同時限制澳網民在臉書分享和獲取新聞。雖然臉書聲稱這一舉措只針對澳大利亞新聞媒體，但是當天包括澳大利亞衛生和氣象部門在內的數十個組織團體以及政界人士的臉書賬號也遭遇到了限制措施，甚至還影響到澳民眾在疫情期間獲取氣象、消防急救、疫苗接種等重要信息。

2月23日，澳政府與臉書達成妥協。澳政府將對新的法案《新聞媒體協議規范》增加4項修正案，其中一項可能使臉書免受新法案的約束，只要后者能證明其對本地新聞業有“顯著貢獻”。臉書方面則于當日解封了被屏蔽的澳大利亞賬號。這一事件讓世人清晰地看到，臉書早已不是一家單純的商業企業。借助對信息基礎設施的控制，臉書已經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實體，能對主權國家的內部政治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干涉政治的臉書

通過行為分析和定向投放技術操縱民意、影響選民的投票，從而操縱選舉、影響政治走向，在臉書已經不是一件新鮮事。最近的例子是美國前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他尚未卸任之前，就已經被臉書和Instagram（也是臉書的下屬企業）強行封殺了賬號，盡管4年前臉書曾經幫助他成功擊敗希拉里·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2016年，在支持特朗普競選的“阿拉莫項目”（Project Alamo）中，來自臉書、谷歌、推特等幾個主要社交網絡平臺的顧問在圣安東尼奧的同一間辦公室并肩工作，其中臉書是最主要的數據來源和投放渠道。阿拉莫項目在數字廣告上投放了大約9千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投向了臉書。

唐納德·特朗普的長子小唐納德與阿拉莫項目的數字團隊合影

就在美國大選前幾個月，英國的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使用來自臉書的用戶數據操縱了英國脫歐（Brexit）公投，令脫歐派意外獲勝——與特朗普意外當選如出一轍。實際上，在正式用于影響英美政局之前，類似的手段已經在多個發展中國家做過實驗。2010年，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一場起源于臉書的“Do So”運動讓大批非洲裔選民拒絕投票，從而使印度裔主導的聯合民族大會（UNC）在大選中受益。2015年，部分尼日利亞用戶在臉書上看到暴力血腥、仇視穆斯林的視頻短片，其目的是恐嚇選民、操縱選舉。從事這些操縱運作的劍橋分析公司從臉書非法獲得了8700萬用戶的數據，而臉書對此一直知情。

尼日利亞大選期間，部分選民被定向投放的視頻片段

放大一些政治群體的聲音同時，臉書也會壓制一些政治群體的聲音。2019年，臉書強行封殺了350個來自沙特阿拉伯的賬號，這些賬號擁有大約140萬粉絲。臉書給出的理由是這些賬號受沙特政府操縱，進行了“有組織的誤導”。沙特政府則表示對這些賬號一無所知。在美國，臉書通過算法設計，有意地減少左翼媒體的流量曝光。另外，一位不具名的美國進步運動人士聲稱，她通過臉書發布的動態經常不會出現在關注者的時間線上，而臉書對此從未做出解釋。

臉書參與政治的野心已經不止于控制言論、影響民意。2019年，臉書開始籌劃發行基于區塊鏈的加密貨幣Libra，旋即被美國國會叫停。美國財政部長斯蒂芬·姆努欽認為，這種綁定一籃子資產的數字貨幣會被用于“為邪惡行為提供資金”，并稱其為“一個國家安全問題”。實際上，真正令美國政府擔憂的不是洗錢，而是一種綁定實際資產、在全球被廣泛接納的穩定數字貨幣會削弱美國的印鈔權。目前，臉書已同意將其數字貨幣與美元綁定。這一輪與美國政府就發鈔權的爭斗中，臉書沒有占到上風。

臉書董事長馬克·扎克伯格就發行加密貨幣接受美國國會質詢

臉書政治力量的來源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學思想、文藝思想等意識形態諸種形式構成了思想上層建筑，它們與政治上層建筑共同組成了社會的上層建筑，國家政權則是上層建筑的核心。過去，意識形態的塑造主要依賴于報刊、廣播、電視、出版等傳媒機構。而隨著互聯網平臺的發展，臉書、谷歌、推特之類的平臺已經壟斷了大量人群的注意力（或者叫“流量”），能夠輕易地決定人們看見什么、不看見什么。互聯網平臺已經成為了意識形態塑造的主要力量。

在互聯網和全媒體傳播語境下，網絡空間的開放性與離散性特征，使得多元價值信息、各種社會思潮涌現碰撞，人們思想活動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日趨增強。一些西方學者據此認為，互聯網已經擺脫了產生、服務于冷戰的“意識形態”胎記，網絡上的意識形態已經終結。這種觀點只看到了傳統媒體在互聯網時代的式微，卻忽視了互聯網平臺對意識形態的塑造作用。美國軍事情報機構借助推特煽動“阿拉伯之春”系列反政府運動、英國右翼政客借助臉書操縱脫歐公投，都是互聯網平臺塑造意識形態的典型例證。

以臉書為代表的互聯網平臺獲得日益強大的政治影響，不僅因為其對上層建筑的塑造，還因為其已經實實在在地影響社會的經濟基礎。正如廈門大學趙燕菁教授指出的，數據是現代經濟活動創造的一種全新的資源、一種基礎的生產要素，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具有同等地位。互聯網平臺公司能有如此高的估值，乃是因為市場將龐大的用戶群體所創造的海量數據價值一并計算在了這些公司的資產之中。臉書等互聯網平臺所壟斷的，不僅是數十億用戶的注意力，更是這些用戶的數字化經濟活動。

然而各國政府普遍還沒有對數據的資產化、要素化做好思想準備，對互聯網平臺企業影響社會經濟基礎的深度和廣度缺乏清晰的認知。臉書2020年營收約860億美元，如果作為一個國家的話它的“GDP”能排在全球60多位。臉書給300萬家廣告主提供經營平臺，創造數千萬個就業機會，影響數千億美元數字經濟。這個規模的實體對于法律、貨幣、選舉、軍事、乃至政治體制等議題有訴求、有影響，是自然而然的事。

臉書2020年收入近860億美元，與厄瓜多爾、斯里蘭卡的GDP相當

中世紀商會的復興

中世紀的歐洲領主們關注的重心是土地和農業，對跨地域的商貿既缺乏興趣、也缺乏能力去管理，因此各地的商人自發地結成商會，一邊合力保障貿易路線安全暢通，一邊壟斷市場。13世紀的北海和波羅的海地區，有一群商人首先壟斷了咸魚貿易，隨后又將觸角延伸到木材、皮毛、小麥、紡織品等其他貨物的貿易，最終成為壟斷北部歐洲沿海貿易、擁有160多個加盟城市的龐大商會組織——漢薩同盟。

隨著北方來自丹麥和南方來自勃蘭登堡的軍事威脅的擴大，漢薩同盟開始建造海軍，并由單純的經濟同盟演化成經濟-政治-軍事同盟。加入漢薩同盟的商人在面臨商業訴訟時，可以在漢薩城市受到“公正審判”，而不受封建法庭的管轄。1367年，漢薩同盟以“干擾貿易”為名向丹麥宣戰，擊敗了丹麥海軍，占領了哥本哈根。丹麥王國被迫與漢薩同盟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連王位繼承人都得通過漢薩同盟批準。

漢薩同盟是國家級的經濟-政治-軍事實體

對比漢薩同盟這樣的中世紀商會和臉書這樣的互聯網壟斷平臺，我們會看到很多相似之處：

從起源來看，中世紀的領主對商貿缺乏興趣，也沒有能力管理貿易路線，從而給商會留出了跨地域聯合、壟斷市場的空間；與此相似，現代主權國家對數字經濟和數據的價值缺乏理解，對跨國的虛擬空間數據流動缺乏管控手段，從而給互聯網平臺留出了跨國境采集數據、壟斷數字經濟市場的空間。

從發展來看，中世紀商會在壟斷市場后就會謀求立法權和司法權，以自己認可的法律來裁判商業事務；現代的互聯網平臺企業也在積極影響立法，尤其是針對反壟斷立法展開大量游說，例如臉書2020年花費近2000萬美元用于政治游說，居所有企業游說開銷之首。

從終極形態來看，像漢薩同盟這樣的頂級商會規模達到國家級水平后，為了保障自身利益，必定會與武裝力量關聯，必定會影響主權國家的政權更替，與丹麥的戰爭和不平等條約，象征了漢薩同盟勢力的頂峰；現代的互聯網平臺的影響力達到堪比國家的水平后，同樣會與軍事機構關聯，影響主權國家的政權更替，谷歌、推特、臉書與美國軍事情報部門緊密合作，干預了多個國家的選舉和公投，臉書以“全國封號”的方式逼迫澳大利亞簽下城下之盟，也反映其巨大的政治影響力。

由這樣的類比可以看到，今日的互聯網壟斷平臺，早已不是單純的商業企業，而是以經濟為核心的政治實體。和歷史上的漢薩同盟一樣，臉書等互聯網壟斷平臺偏好小政府、弱管制、低稅收，鼓吹無限制的商業自由，他們也極力運用自己的影響力推動各國政治朝此方向演進。獨立自主、積極作為的強勢政府則是他們的天敵。近年來世界各國開始意識到數字經濟和數據主權的重要性，主權國家政府與跨國互聯網壟斷平臺之間的沖突在未來一段時間注定會愈發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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