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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件不改變成立事實

可能會有人強調中共一大的特殊性，即在會議進程中發生了一件意外的突發事件。7月30日晚，中共一大第6次會議仍在李公館召開，突有陌生人闖入，大會為此緊急中止，不久法租界巡警聞風而至。此事直接導致了中共一大代表后來轉移到嘉興南湖的游船上開完最后一次會議，使中共一大擁有了兩個召開地。

事件的原委究竟如何？從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漸有文章披露，其實主要是來自曾為法租界警員的薛畊莘的回憶：據說法租界當局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已通過李漢俊胞兄李書城得到相關信息，后因捕到北洋政府派出的殺手要往會場扔炸彈，所以有意指派華探程子卿前往通知與會代表撤離。此說相當離奇，相關情節與“一大”代表的回憶不符，回憶者年事又高，因此長時間得不到重視。但2011年有專家找到了1968年薛畊莘在內蒙服刑時的交代材料，明確提到程子卿“奉法帝當局命令，禁止中共開成立大會”。那個闖入會場者是程子卿，就此確定無疑。

綜合相關歷史信息，較為合理的解釋應當是：7月30日，法租界當局頒布了一項“取締集會”的新章程，規定各團體如要集會，必須在48小時前報告。頒布當天，中西捕探奉命分赴界內各團體通知。與中共一大會址緊挨著的望志路104號，是各界聯合會所在地，應是程子卿前往的目的地。但從后門樹德里進入，難分彼此，為此程子卿一頭闖入了李公館。也有可能是他聽到了馬林的說話聲，因為是外語，由此心生警覺，有意進門一探究竟。無論如何，程子卿回去報信，引來法租界巡捕的搜查，對中共一大構成威脅，幸好代表們及時撤離，避免了可能的兇險。

不過，對程子卿誤闖會場事件之于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影響不可作過分評述。即便是中共一大代表在那天夜晚遭遇不測，也并不能改變中國共產黨已經正式成立的事實。

實際上，在當時成立的各國共產黨，也確實有在成立大會中遇險的。1921年5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成立大會，截至5月12日會期是5天。然而，這最后一天會議未必就是原定的閉幕日，因為羅共一大遭到政府當局的鎮壓，出席大會的代表被捕，以至原擬好的黨章都未及付諸表決通過。但，這并不意味著羅共的成立被迫延后，該黨仍以羅共一大的首日為其建黨日。

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宣告黨的正式成立

中共一大留下了諸多遺憾：沒有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沒有制定黨章，沒有發表建黨宣言。盡管如此，中共一大對于中國共產黨成立具有的標志意義，絕對不容否定。

中共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就此本質關鍵而言，這次大會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正如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追述的那樣：“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時（引者注：具體時間有誤），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我被推為主席，首先宣布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另據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回憶，當時馬林作了“第三國際的歷史使命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宣稱“中國共產黨——第三國際東方支部，正式宣告成立”——也就是說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的首日，無論是大會主持還是共產國際代表都已宣告黨的正式成立。

由于中共上海發起組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成為各地早期共產黨組織發展成員的依據，起到了臨時黨章的作用，“一大”代表對于黨的名稱、基本政治主張不可能存在重大分歧。即便是以加入共產國際這一建黨的重要標準而論，中共一大盡管沒有形成相關決議，但是與會代表對此也并無異議。李達追述：“開會時，馬林首先用英文演說，大意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義，第三國際添了一個東方的支部，蘇聯布黨添了東方的朋友，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了。他在演說中，強調著要致電第三國際，報告中共的成立。”

另據大體產生于1921年下半年的俄文檔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尼柯爾斯基同志把成立遠東局的消息告訴了我們，并向我們講述了他對俄國的印象。在這個報告以后，根據尼柯爾斯基同志的建議，我們決定打電報給伊爾庫茨克，向他們報告代表大會的進程。”說的也是中共一大第一次會議的內容。顯然，此檔案源自中共一大代表，清楚表明當年與會者無不認同共產國際的領導。馬林1922年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宣稱：“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地小組的代表在上海舉行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并加入共產國際”，并非無根之談。

強調中共一大的首日即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并不與黨中央確定的建黨紀念日有根本的沖突。由于中國革命斗爭異常殘酷，直到建黨15周年之際才由共產國際在海外發動組織相關紀念活動，但那時已不能明確中共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到1938年5、6月間，毛澤東在延安抗戰研究會上講演《論持久戰》時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這是一代偉人在事件親歷者無從記起開會的具體日期，文獻又缺乏的情況下所作的變通辦法，透顯出黨的領袖人物作此決策的思維邏輯：建黨紀念日只宜定于一日，中共一大具體日期不明可作權變，但是日期只能前移而不是置后。循此思路，推論毛澤東實際上也是認同大會首日即標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當不唐突。事實上，在上海解放后的5月29日發表的新華社社論《祝上海解放》就明確宣稱：“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此文經過毛澤東的審閱修改，黨的誕生地的確定與建黨日形成了有意義的照應。

根據尼柯爾斯基同志的建議，我們決定打電報給伊爾庫茨克，向他們報告代表大會的進程。”說的也是中共一大第一次會議的內容。顯然，此檔案源自中共一大代表，清楚表明當年與會者無不認同共產國際的領導。馬林1922年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宣稱：“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地小組的代表在上海舉行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并加入共產國際”，并非無根之談。

強調中共一大的首日即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并不與黨中央確定的建黨紀念日有根本的沖突。由于中國革命斗爭異常殘酷，直到建黨15周年之際才由共產國際在海外發動組織相關紀念活動，但那時已不能明確中共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到1938年5、6月間，毛澤東在延安抗戰研究會上講演《論持久戰》時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這是一代偉人在事件親歷者無從記起開會的具體日期，文獻又缺乏的情況下所作的變通辦法，透顯出黨的領袖人物作此決策的思維邏輯：建黨紀念日只宜定于一日，中共一大具體日期不明可作權變，但是日期只能前移而不是置后。循此思路，推論毛澤東實際上也是認同大會首日即標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當不唐突。事實上，在上海解放后的5月29日發表的新華社社論《祝上海解放》就明確宣稱：“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此文經過毛澤東的審閱修改，黨的誕生地的確定與建黨日形成了有意義的照應。

圖為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內一大召開時的蠟像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