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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中國腐朽的“精英”與權貴階層用兩千多年前的“大儒”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來愚弄底層百姓，要他們識相認命，不要去徒勞地改變這個世界的現存秩序。當年的共產黨則告訴勞工們，“工”與“人”疊在一起就是“天”，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沖破牢籠。一時間悲壯的國際歌聲響徹中國大地，“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隨著國家的富強，當辯證唯物主義激發的改天換地的豪邁漸漸淹沒在了燈紅酒綠的愜意之中后，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從冬眠中蘇醒。荒謬無稽的迷信僅僅是其低俗的表現形態，其所擁有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不斷在各個領域內生根開花。

• 主觀意愿成為了行動的準則。沒有什么事情是用權力做不到的，如果有就搬更大的權力；沒有什么事情是用金錢做不到的，如果有就砸更多的金錢。如果權力擁有了金錢，金錢攫取了權力，那就更加所向無敵，你就成為了世俗界的上帝。這似乎成為了很多“精英”內心的信念。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被當成了可以任由權力與金錢扭曲、蹂躪與驅使的奴仆。掌握了權力與金錢便可以巧舌如簧地蠱惑人心、肆意妄為地踐踏規律。這種唯心主義的認識論進一步助長了庸俗哲學追求的私欲的惡性膨脹。

2019年在上海參加一個人工智能發展的研討會中午吃飯時，一位政府工作人員聊天時告訴我，他曾經前往參加了上海附近一個巨型企業的老大在其自己的地盤上組織的內部小型社交活動，有幸親眼目睹其本尊。他感慨道：“參加活動的年輕女性，每人領到幾十萬的‘紅包’。看那個場面，他就是一個皇帝。”他心中期望的領地，似乎遠不是他自己的那個商業帝國。

• 主觀想象成為了“認識”這個世界的手段。實踐出真知被主觀臆斷所取代，用個人臆想將有限的事實編織成天花亂墜的故事的做法成為了一種標準的行為模式。人生“成功”的標志就是只管指手畫腳出“思想”而無需親自動手去勞作；還要親自動手實踐勞作的人，都是初級菜鳥與無能小白——“牛人只動口，土人才動手”。

我曾經遇到過一個極端奇葩的“牛人只動口”的事情。那是在2010年左右，我乘飛機出差。上飛機后發現前一排有四五個人彼此是同事，其中一個人被同行者稱為“X總”簇擁而來坐在了我的正前面，頗有點不凡氣派。他看上去不到60歲，看其被下屬前呼后擁的架勢應該是一個不小規模的企業的老總之一。飛機在飛行中提供了午餐。坐過飛機的朋友都知道，飛機上的午餐有一個小面包，帶有薄薄的塑料包裝袋。服務員把午餐放到該老總面前的小桌上之后，他把帶包裝的小面包舉了起來，要女服務員幫他撕開包裝。當時我真有點好奇下面是否會有他的下屬來喂他吃飯。

• 形而上學大行其道。唯物辯證法確實不易掌握，因為它不是基于簡單的線性因果關系去看待事物，早就曾被有的人譏諷為“詭辯法”。它需要在真實的環境中，在全面理清影響事物發展的多重因果聯系的基礎上，分清內部與外部及正面與負面，洞察顯性與隱性，判別主要與次要，把握直接與間接及近期與長遠，還要放眼發展變化，認識多重因果關系之間的互相作用。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客觀事物的變化，掌握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

真實的現實與惱人的辯證法

片面、靜止、絕對、僵化的形而上學則因簡潔便易可以無師自通。尤其在以拋開客觀規律的自我需求為導向時，就更加需要形而上學的助力。因為唯物辯證法只與客觀規律相匹配，不以主觀自我滿足為目標。

在網絡快餐文化的推動下，在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風潮中，形而上學獲得了空前的用武之地。只要跟上潮流，哪怕你只是一知半解甚至牽強附會，都會有人為你喝彩；把有條件的方法，夸張為萬能的解藥，一如“細節決定成敗”；將局部的特征，演繹成整體的性質，一如將毛澤東“解讀”成了只有強硬、從不退讓的硬漢；將一時的現象宣稱為永恒的存在，一如認定企業巨頭碾壓一切霸業永續；用瑣碎細節的堆砌，掩蓋實質內容的空洞，一如眉毛胡子一把抓地套用各種方法論“模板”；用個別的成績，粉飾總體的失誤，所謂“一俊遮百丑”；這類做法極有助于產生雷人的效果，吸引足夠的眼球，證明自己的正確，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

在辯證這一點上，中華文明與馬列主義是相通的。“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如果我們不顧整體，如果我們不計長遠，如果我們不求本質，形而上學無疑是一把最為合手而鋒利的“寶刀”。

四、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1974年4月，鄧小平副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他代表新中國在會上發言闡述了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 ”的理論和中國對外關系的原則。其結束前的一段聲明，在主流意識形態模糊、國家日漸強盛的今天，讀起來頗為發人深省：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并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這段話充分表達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中國奠基者對人間道義的堅守，對社會發展規律的尊重，體現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的氣概。

世界按照它自有的規律前行，社會意識形態的演變亦是如此。

20世紀前后的中國，多種思潮多種主義都興起涌入中國。仁人志士們都在尋找救國救民之路。馬列主義的勝出，正是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作用的必然結果。

“當時的局面，中國的傳統理論已經被徹底打碎了，沒有人信了。所以唯一的出路要從西方找理論。在西方只有馬克思主義在價值觀上和中國的傳統文明是相通的。其它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等那些主義和中國的傳統文化都不像，只有馬克思主義在價值體系上，和中華文明幾千年的傳承是一致的，它也是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不變的根本追求。

我覺得這是毛澤東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價值上的原因。

第二個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它包含了具有真理性的哲學體系，以及對資本主義的透徹分析等等。這些理論不能說句句話都是真理，但是它所包含的真理性，是遠遠超過西方的其它理論的。即使到了今天，這個結論我認為也依然成立。超越偉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盡管偉人也有自身的局限。

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追求與其真理性，是有內在的必然聯系的。所以當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最優秀的一批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見“從蘇聯/俄羅斯看中國”，微信公眾號“慧影Cydow”，2017年8月17日）

不是偉人創造了歷史，而是歷史成就了偉人。偉人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以自己的勇氣、智慧與犧牲，因勢利導喚起民眾，推動了歷史的車輪。

今天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在歷史的大潮中，個人的選擇則是對個體人性的一個根本考驗；而每一個人也都是歷史大潮的一個能動的有機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