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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新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達成了關于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xié)議。在西藏歷史上，這是一件大事。不僅因為按照十七條協(xié)議，中央政府將駐軍、外交等相關主權完全收歸中央，更是因為，這是西藏歷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將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到與主權并列的高度。但這只是紙面上的，西藏人民真正的解放是在八年之后。1959年，西藏上層悍然撕毀協(xié)議，發(fā)動叛亂，中央政府命令當?shù)伛v軍堅決平定叛亂，同時進行了民主改革，使西藏從“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將西藏從神權統(tǒng)治下的西藏變成人民的西藏。今天，我們重溫這段歷史，或許會有別樣的感慨。本文原題《西藏：從“一國兩制”到“一國一制”》分兩次連在于《經濟導刊》2015年第9、10兩期。

經過三年多規(guī)模空前的內戰(zhàn)，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取得了全面勝利，一個新的人民中國正在形成。對西藏而言，這是從未有過的巨大挑戰(zhàn)。

即使從全世界范圍內看，1949年中國革命的意義也許都是前所未有過的。相對于傳統(tǒng)的社會形態(tài)，新中國是一個以建立消滅剝削現(xiàn)象為目標的國家。相對于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中共領導下的革命也顯得十分獨特，因為它建立在充分動員群眾參與的基礎上，并且，在革命過程中，中共在幾乎所有占領區(qū)都進行了前所未有過的社會改革，將土地分配給農民，消滅了剝削階級。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更是西藏聞所未聞的。在此基礎上，中國革命將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普通勞動者發(fā)動起來，使他們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原來的精英政治隨之也被打破。在進行土改和生產關系改造的同時，中國革命也將每一個人都從傳統(tǒng)的社會關系中解放出來，以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成為人民的一份子。中國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宗教迷信，使人們相信，最有力量的并不是什么神佛菩薩，而是覺悟了的、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

而在當時的西藏，除了極少數(shù)的現(xiàn)代工商業(yè)，絕大多數(shù)地方都處在奴隸社會的生產關系之下。農民和牧民為地主和牧主們干活，所得到的僅足已維持自己的勞動力再生產，他們所種的地和所牧放的牲畜，所有權都歸屬于奴隸主。政治上，仍然維持著由達賴為領袖的政教合一體制，達賴既是西藏的最高宗教領袖，也是西藏地方政府噶廈的最高領袖。經濟上，寺院和貴族一樣，占有大量生產和生活資料，他們除了念經打坐，從不從事任何勞動生產活動，喇嘛和貴族一同構成西藏主要的統(tǒng)治階級，分享著西藏普通勞動人民的勞動果實。文化上，極端落后，剝皮、挖眼之類的刑罰仍然所在多有，甚至連一些在政治斗爭中失敗的貴族也無法避免這些殘酷的刑罰。貴族、喇嘛和精英們錦衣玉食，生活奢靡，而廣大普通勞動者階層則一邊干活供養(yǎng)著這些社會上層群體，一邊又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個方面完全處于沒有任何權利的被壓迫狀態(tài)。無論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關系如何，無論西藏地方政府推動了何種改革，對絕大多數(shù)普通西藏勞動者而言，都是毫不相干的，他們仍然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忍受著最殘酷的剝削和壓榨。無論是晚晴時期張蔭棠提出的改革方案，還是聯(lián)豫實際推行的改革方案，或者是十三世達賴自己主導下的改革，都絲毫沒有觸動這種現(xiàn)狀。

毫無疑問，無論從理念還是實踐上說，這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倫理和政治前景。相對應的，則是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制度，所服務的對象也完全相反。而且，隨著解放戰(zhàn)爭結束，共產黨結束了清末以來國家大分裂的局面，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qū)的統(tǒng)一也勢在必行。因此，這兩種制度的較量不可避免。

1949年底，解放大西南的任務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開始考慮進軍西藏。起初，中央軍委曾考慮從西北野戰(zhàn)軍抽調部隊，經青海進入西藏。但由于各種困難，最終決定由第二野戰(zhàn)軍劉鄧所部承擔進軍西藏任務。二野又指定又張國華任軍長的18軍執(zhí)行這一任務。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派張經武經印度前往西藏，進行和平解放的談判。

此時，西藏地方政府雖經多方努力，但仍未取得預想的國際支持，而他們對與中共打交道又毫無經驗。因此，從廣播里得到解放軍已經開始向西藏進發(fā)的消息后，在究竟如何應對的問題上，攝政達扎活佛和噶廈內部都拿不定主意。民國以來，西藏與內地的邊界線被逐步推進至金沙江一帶，但此時噶廈認識到，要再繼續(xù)像以前那樣企圖保守金沙江一線已經不可能了，因此決定將防線后退至昌都一線，立足于防守，再與新中國進行交涉。

為此，噶廈將藏軍的三分之二，共計約七千多人抽調至昌都一線，組織防御戰(zhàn)線。對西藏而言，這樣的陣容在以往與國民黨政府時期的軍閥作戰(zhàn)中，可謂規(guī)模空前強大了，然而面對剛在解放戰(zhàn)爭中錘煉出來的百戰(zhàn)之師解放軍來說，則是不堪一擊的。兩軍剛一接觸，解放軍從側翼一個迂回，藏軍就全線潰敗。藏軍除一千余人逃往拉薩外，其余全部或起義，或被俘。解放軍乘勝追擊進入昌都，昌都戰(zhàn)役勝利結束。此戰(zhàn)失敗，也意味著西藏賴以與民國以來歷屆中央政府叫板的最主要資本完全喪失，只能處于被動局面。

昌都戰(zhàn)役失利的消息傳到拉薩，西藏地方上層人心大亂，頓時陷入一片混亂，最后倉促決定達扎活佛挾尚未親政的十四師達賴逃往印度。但在快要到達中印邊界時，噶廈內部發(fā)生意見分歧，一部分人主張接受中央提出的和談條件，回到拉薩去。在內部分歧的壓力下，達扎活佛同意放棄權力，由十四世達賴親政。之后，西藏代表團與中央政府代表進行了協(xié)商，達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xié)議，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

按照十七條協(xié)議，西藏回到中國，達賴及班禪的的原有地位不予變更，西藏現(xiàn)行政治制度也不變更，寺廟所享有的特權和經濟收入不予變更，但解放軍要進駐西藏，并對西藏地方政府原有軍隊進行和平改編，在西藏成立軍區(qū)，司令員與政委由中央統(tǒng)一任命。同時，“要將帝國主義勢力驅逐出西藏”，也就是說，禁止任何外國勢力干預西藏。西藏地方政府承諾，將進行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改革，改善人民生活。

為了最大程度地表示誠意，中央政府還同意在十七條協(xié)議的附件中規(guī)定，在協(xié)議達成后的一年內，達賴可“自由選擇駐地”。也就是說，無論達賴選擇逃往印度，還是留在中印邊界觀望，或者是回到拉薩，都可以自由選擇，中央政府不做強制性規(guī)定。當十七條協(xié)議簽訂的時候，達賴和噶廈官員還在中印邊界一帶，究竟是否同意在十七條上簽字，仍然沒有統(tǒng)一意見。經過內部協(xié)商，最終同意簽字，接受十七條協(xié)議，回到拉薩。

與西藏地方政府達成的十七條協(xié)議，就內容看，實質上等于“一國兩制”。西藏回到統(tǒng)一的新中國，但是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并不與內地進行同步改革，內地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同時，西藏仍然可以保留其原有的各項制度，主要的變化是，西藏政府失去了作為主要后盾的軍隊，邊防完全由駐藏的解放軍承擔。在西藏自治區(qū)成立前，西藏軍政委員會由西藏噶廈原有人員與奉命進藏的解放軍及政工干部共同組成。1954年，西藏自治區(qū)政府成立，軍政委員會撤銷，但至少在名義上，達賴仍然是西藏的最高領導人。

這之后，西藏多次發(fā)生叛亂事件，但毛澤東多次在會見達賴和駐藏領導干部時表示，西藏現(xiàn)有制度不予變更，可以十年不變。后來，又延長了這一期限，可以根據(jù)西藏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情況看，西藏究竟何時進行改革，從“一國兩制”走向“一國一制”。

西藏在這個過渡期所采用的“一國兩制”與香港回歸后實行的“一國兩制”有相同之處，也有一些細微的差別。與香港一樣，此一時期的西藏不改變其原有一切制度，達賴和班禪的政治地位沒有變更，西藏日常的各項事務仍然由噶廈處理，中央代表及西藏工委只提出建議，而不進行直接干預。不同的地方則在于，中央除了像在香港一樣在西藏派駐代表和駐軍，還派駐了工委，由工委領導在西藏的黨務和群眾工作。尤其重要的一點是，由于在此期間，西藏工委不承擔西藏日常行政管理工作，所以主要精力都用于群眾工作。

眾所周知，在西藏和新疆等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阻礙統(tǒng)一進程的往往是當?shù)厣蠈泳⒓瘓F。因為統(tǒng)一后，就意味著受制于中央政府，原有的貴族和精英則將失去其特權地位。而對普通人民群眾來說，在剝削制度存在的任何社會，無論獨立還是統(tǒng)一，他們的生活都不會因此而變化。面對中央政府對這些區(qū)域進行管理方式調整，加強控制的時候，反抗最激烈的往往是上層，而不是普通群眾。因此，進行管理方式調整的前提，往往是打倒其原有的貴族和精英集團，粉碎由他們控制普通群眾的權力網絡。

新疆在清朝就經歷了這個過程。在征服準葛爾部之后，清朝對新疆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但總體而言，對新疆原有各民族都采取了“民族高度自治”的政策。一面冊封原準格爾、維吾爾及其它民族的部落頭領為郡王、貝勒等，給以高官厚祿，以示恩寵，一面又將對普通人民的治理交給他們。也就是說，雖然名義上他們獲得了比較高的爵位，但實際管理的人口數(shù)量并不大。對維吾爾族，清朝還采取了伯克制，即由大地主代替官府對治理當?shù)厝嗣瘛Ｇ宄⒊嗽诋數(shù)伛v軍之外，對日常事務的管理十分有限。隨著俄國在我國西北地區(qū)的殖民掠奪政策的擴大，新疆作為邊疆地區(qū)，也面臨很大壓力，但清朝并未調整其對新疆的治理政策，仍然維持著當?shù)刭F族和精英的特權。19世紀60年代，新疆爆發(fā)維吾爾族、回族等民族的大起義，完全陷入混亂，俄國也乘機出兵，占領了伊犁、塔城等地。清朝在平定太平天國起義之后，才派左宗棠率軍經略西北，鎮(zhèn)壓陜甘回民大起義，并收復新疆。正是因為新疆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戰(zhàn)亂，其原有的社會秩序完全被打亂，而清朝軍隊又以二次征服的面目重新進入新疆，并在戰(zhàn)爭期間由軍隊接管各級政權，使新疆進入軍管狀態(tài)，新疆才具備了建省的條件。之后，經過討論，朝廷才下決心在新疆建省，并最終在1884年正式建省，完成了對新疆行政管理方式的調整。即便如此，新疆也在部分地方保留了原來的郡王等貴族對其原屬人民的管理權。而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些保留下來的貴族往往橫征暴斂，魚肉百姓，迫使普通民眾再次走上反抗壓迫的道路。1920年代，吐魯番尚未進行改土歸流改革，仍由原來清朝冊封的當?shù)乜ね豕芾怼Ｓ捎诋數(shù)刭F族和上層精英對民眾的殘酷剝削，當?shù)孛癖姳黄日埱笮陆≌畬ν卖敺M行改土歸流改革。但遺憾的是，在改革之后，由于新任的官員仍然魚肉百姓，又迫使當?shù)孛癖娫旆矗笾匦禄氐皆瓉淼目ね豕芾碇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