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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蕭功秦教授在2012年5月中國力研究中心費城論壇上演講的第四部分，前三部分分別是：

第一部分：當今中國的左右思潮對立

第二部分：激進主義不能救中國

第三部分：孿生的左右激進以及鄧小平的超越

當前中國改革遭遇五大困境

中國改革已經(jīng)進行了三十年，為什么十年前已經(jīng)逐漸邊緣化的左右激進主義思潮，在現(xiàn)實生活中開始重新崛起？這與中國”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特點有關，由于社會自治并沒有隨著改革開放與經(jīng)濟發(fā)展而相應成長起來，在八九之交的政治風波后，公民社會組織的自主性被當作不利于政治穩(wěn)定的異質物而受到嚴密控制與緊縮，由于社會力量太弱，這種體制缺乏社會力量發(fā)揮社會多元整合的功能來實現(xiàn)善治，“強國家-弱社會”體制的劣勢也同樣越來越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國陷入了五種困境。

一、威權庇護網(wǎng)結構與威權自利化的困境

所有的威權體制，都難以避免威權精英階層的自利化傾向，這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然而，后革命型的威權政治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屬于“強國家-弱社會”型結構。國家強勢，社會弱勢，社會對官員的制約力本來就很弱，而革命政治文化中，本來就缺乏體制內的權力監(jiān)督機制，這兩個因素相迭加，必然出現(xiàn)體制內與體制外對權力制約的雙弱結構。即體制內先天地缺乏制約權力的制度安排，體制外由于社會弱，也沒有制約的能力。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的“強國家-弱社會”結構里，官員腐敗可以籍助于權力庇護網(wǎng)結構而如虎添翼。這種權力庇護網(wǎng)結構的特點是，腐敗官員與公安、檢察、司法系統(tǒng)之間，在官員與上下級職能部門的朋黨之間，在他們執(zhí)掌的權力與黑社會之間，形成互相勾結、共謀利益的關系。權力結構中的上下級之間，上級作為保護人，與下級作為被保護人，形成恩主庇護-扈從效忠關系。在某些官員的把持下，中國特有的司法與檢察系統(tǒng)也得以參與到庇護體制之中，這樣，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區(qū)形成上、下、左、右之間的全方位的庇護網(wǎng)（Patronage system）政治。保護人、效忠者、黑社會分子與地方監(jiān)督與司法機構之間，以地方官員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環(huán)結構。這種威權庇護網(wǎng)支配的環(huán)境里，腐敗行為的收益極大提升，違法犯罪成本與風險極大降低，于是腐敗會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廣東烏坎事件而論，一個村的支書可以一當四十年，多年來烏坎村的支書通過行政手段變賣土地達6700畝土地，村民基本上沒有分到一分錢。這些嚴重的弊端，與上述“強政府弱社會”朋黨結構性有直接聯(lián)系。

二、利益壟斷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困境

如果不存在著國家干預，單純的市場經(jīng)濟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著這樣一種趨勢，即擁有資本、技術、知識與權力者，要比沒有這類稀缺資源的人，要更容易在市場條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場條件下的貧富分化，是競爭性市場經(jīng)濟的自然現(xiàn)象。

而且，在“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條件下，權錢勾結導致社會不公現(xiàn)象，更難以受到自主的社會力量的有效監(jiān)督，有權勢的政府官員，與在權力保護下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yè)家，例如某些房地產業(yè)與煤老板，互相之間容易形成權錢交易的互利關系。政府的強勢，使這一體制最關鍵的因素即有權階層與財富階層之間的分利性結盟關系難以被社會沖擊，更難以被社會監(jiān)督與制衡。這種結構性弊端特別表現(xiàn)在“管理層收購”政策的實施后果上。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國有企業(yè)轉制過程中的“管理層收購”政策（MBO），雖然客觀上對擺脫經(jīng)濟困境有積極意義，但也造成了原始積累式的貧富兩極分化。中國當下煤老板財富之多、生活之糜爛、人數(shù)之眾，令國人側目。

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學者指出的，在國家行政權力支配下，土地供給價格不斷攀高，而原先已經(jīng)積累了大量財富的權貴階層，利用壟斷優(yōu)勢進而轉向房地產，其結果是，權貴階層在房地產上攫取大量財富，導致居民住宅價格不斷攀升，低收入者根本買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購房成本加重，權錢結盟造成的分利化，嚴重影響社會健康發(fā)展。

概而言之，中國的兩極分化是以權力壟斷為前提的，結果是既得利益集團與低收入的普羅大眾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醫(yī)療、教育、養(yǎng)老的高費用，以及失業(yè)的威脅，造成社會大眾的不安全感十分強烈。

三、高額稅收造成的國富民窮困境

中國屬于“強國家-弱社會”體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強大動員能力來發(fā)揮其稅收潛力，來實現(xiàn)強化行政力量的目標，而民間社會對此的制衡能力很弱。根據(jù)陳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脹的因素，從1995年到2010年中國政府的預算內財政收入累計翻了10倍，而城鎮(zhèn)居民收入只增長2.2倍，農民收入只增長1.7倍。另一組數(shù)據(jù)是，國力增加21%，而行政費用卻增加了27%。

眾所周知，當今政府的巨額“三公”消費正在社會上引起強烈不滿。河南某貧困縣，只有20個職工的審計局的新辦公樓居然有3000平方米，該局每人可分到200米的住宅作為家屬樓。這樣的事實可以說是不勝枚舉，說明政府部門是權力壟斷與高稅收的直接受益者。

由于貧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處境困難，而且連中產階級都有可能因房價猛漲而走向貧困。社會大眾在住房、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的壓力下，陷入消費無力。社會消費因此嚴重不足，影響了經(jīng)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面對這種矛盾，政府并沒有從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強國家的雄厚財力，用巨額投資拉動經(jīng)濟，為壟斷利益集團提供了新的尋租機會。由于此種投資效率不高，一旦經(jīng)濟下滑，政府就只有增發(fā)貨幣，民眾勢必成為通貨膨脹的受害者。

四、“國有病”困境

在“強國家-弱社會”體制下，當政者抱有一種執(zhí)著的觀念，即認為國企是國家安全與體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強化或在利益上向國企傾斜的政策，從政治穩(wěn)定的角度來說，至少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確的。國企的“非經(jīng)濟思維”（即從政治角度來考慮經(jīng)濟決策），使原來已有的“國有病”雪上加霜，輿論普遍對“國進民退”的趨勢產生憂慮。某些國企辦公樓的豪華奢侈令人震驚，消費揮霍無度。2011年，中石化煉油業(yè)務虧損374億元，而職工費用增幅達23%。從中可以看到國營壟斷性企業(yè)造成的嚴重社會不公。職工福利在不同企業(yè)中實際執(zhí)行上的差異，扭曲了人們努力的方向。中國越來越盛行的考公務員熱，數(shù)百名報考者中取一名的高比例，正是這種趨勢的表現(xiàn)。

“國有病”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上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有權勢的政府官員與權力保護下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yè)家，形成壟斷性的既得利益集團，雙方結成權錢交易的互利關系。他們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額利益，另一方面，高房價又使中產階級與普羅大眾財富積累困難。

與“國有病”相聯(lián)系的，是公務腐敗與公款消費的巨大開支，據(jù)報道，九三學社中央的提案列舉了一組數(shù)據(jù)：目前，全國一年公款吃喝的開銷已達3000億。如此龐大的公款吃喝開銷，擠占教育、衛(wèi)生、醫(y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務、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項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18.6%；國外的相關比重大多低于10%。

五，社會創(chuàng)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自建國以來，社會文化自主生長的能力本來就很弱小，而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強國家-弱社會”威權模式下，由于公民社會缺乏，原先由社會承接的社會功能，如教育與文化，均由強勢國家包下來，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傾向，這就使中國的教育、文化等社會精神文化領域，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約束。而且在強國家體制下，行政官僚體制以政權穩(wěn)定為主要追求目標，因此傾向以種種方式，來抑制社會自主性的發(fā)育。行政官僚體制對文化教育的強控制，也勢必對社會原生態(tài)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產生消極影響。

因為公民社會的缺乏，民間文化缺少自組織的力量，處于一盤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長性難以發(fā)育。這種局面是不利于文化建設的。我們目前的世風日下、家庭倫理危機、誠信危機、道德危機，并不是因為政府宣傳得不夠，而是因為社會自主領域中整合人的精神和倫理的系統(tǒng)，并沒有充分地發(fā)展起來。

中國現(xiàn)行體制的社會創(chuàng)新能力的退化，還與官僚國家的獨大趨勢有關。由于中國轉型的復雜性，中國最需要的政治精英必須是鄧小平所說的“明白人”，而且需要有前瞻性與想象力。然而在嚴格的官僚體制中，產生此類政治家的條件極為苛刻，只有在經(jīng)歷極大危難之后，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在老一輩有資望與經(jīng)驗的革命元老中出現(xiàn)鄧小平這樣的撥亂反正的強勢人才。八十年代初期，有一大批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由于時代需要而進入政府，然而隨著官僚體制的常規(guī)化、定格化，這個體制就越來越難以產生具有遠見卓識與獨到見解的政治家。科層制、官僚制本能地趨向于保守，官僚體制的特點就是以一種特定的尺度來選拔官員，官位升遷的誘惑力與官場文化中的角色期待與定位，會把進入官場的人按一種特定模式加以改塑，這就使官場無法產生應對復雜環(huán)境挑戰(zhàn)的人才。清代學者法式善說，“小才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然而國家利害安危大機括所在，非曉事之臣不能明其機微。”體制反向淘汰的結果，往往只能使“小才私智”者左右逢源，如魚得水，而很難使通達事理的“曉事之臣”脫穎而出。

民間的一則順口溜把中國官場的特點揭示得十分生動形象：村騙鄉(xiāng)，鄉(xiāng)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來下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飯店。

在缺乏改革氣氛的文化里，甚至可以說，官僚體制具有一種逆向淘汰機制。官場會自動地排斥一切具有變異能力的人物，把有思想有創(chuàng)新意識的人統(tǒng)統(tǒng)清洗出去，把官場中的人們染成同樣的顏色。體制往往不需要那些有遠見卓識或雄才大略的開拓者，在官僚體制內最具有適應能力的，正是這樣一類人物：只顧眼前、不管將來；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胸無大志、得過且過；知難而退、有所不為。

社會沖突與“剛性維穩(wěn)”

近十年來，體制結構性弊端造成的這五大困境使社會矛盾日益激烈，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各種群體性的突發(fā)事件層出不窮。左右激進主義思潮都可以對這些消極現(xiàn)象，提出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解釋。激進左派把腐敗、社會兩極分化方便地解釋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中國已經(jīng)陷入資本主義復辟”；而激進右派則解釋為“多黨民主政治改革不到位”。這些左與右的激進意識形態(tài)話語，近年來可以充分利用網(wǎng)絡，擴大自己的影響，對社會大眾已經(jīng)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吸引力。

可以認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強國家-弱社會”體制結構性弊端的表現(xiàn)，只有把“強國家-弱社會”結構逐漸發(fā)展為“強國家-強社會”結構，培養(yǎng)社會多元的整合能力，才能逐步“消腫化瘀”，化解改革中期的困境。更具體地說，在具有強大公民社會力量的社會里，朋黨性的腐敗政治、貧富兩極分化、國富民窮、國有病、文化創(chuàng)新力萎縮等等體制固有的弊端，都可以因有效的社會多元制衡力量而得到消解。

然而，威權政治卻把社會上對體制弊端的種種不滿而引起的矛盾沖突，視為對體制安全的威脅；進而認為社會矛盾與沖突之所以頻繁出現(xiàn)，是因為反體制的敵對勢力與社會力量里應外合，于是進入一種“剛性維穩(wěn)”高于一切的思維定勢。由于政府控制了各種資源，應對矛盾沖突的壓力時似乎還得心應手。因此在目前，政府面對社會不滿，不但不是通過發(fā)展公民社會，從正本清源上去解決矛盾，反而把公民社會的正當訴求當作別有企圖，這樣就壓抑了社會力量的生長。

另一方面，近年來、突尼斯、埃及、利比亞連續(xù)出現(xiàn)的強人政治腐敗而引起的“茉莉花革命”，都會使某些官員簡單化地加強了上述這種固有的思維定勢，形成一種“草木皆兵”的路徑依賴，當政者會強化對社會的控制，以至于“公民社會”也成了政治禁忌。但是，這種強控制并不能根本解決已有的矛盾，而且還會進一步抑制公民社會與民主機制的發(fā)展機會。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在其《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中這樣表述：“一些本來是市場經(jīng)濟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絕大多數(shù)并不會形成對政權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嚴重威脅，但近些年來，有關方面產生了嚴重的誤判，形成了一種不穩(wěn)定的幻象。”“它將社會的大小事都與穩(wěn)定聯(lián)系起來，動員社會資源進行全方位維穩(wěn)，用‘維穩(wěn)’的理由拒絕實質性改革”，“僵硬的維穩(wěn)思維以及大維穩(wěn)模式，最終結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會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變?yōu)閷w制的懷疑和怨恨。”

這種剛性思維定勢一旦形成，就會自動地，情不自禁地、習慣成自然地用威權強控制的辦法，來解決社會沖突與矛盾。在“強國家-弱社會”的環(huán)境中，在社會先天對政府權力缺乏制約的歷史文化條件下，強控制的做法由于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引起社會直接反彈，做起來似乎輕而易舉，于是就會不斷進一步自我強化。國內與國外發(fā)生任何風吹草動的情況，都會得出必須強化對社會控制的路徑選擇。改革因此逐漸進入路徑鎖定狀態(tài)。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體制內的朋黨性腐敗變本加厲，社會貧富兩極化日益嚴重，壟斷性的利益集團越來越封閉，中間階級由于經(jīng)濟蕭條而更加困難，底層向中間階層發(fā)展的動力與渠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斷積累與升級，社會不滿情緒必然會刺激強化左右激進主義思潮的進一步膨脹。這正是近年來原先已經(jīng)被邊緣化的毛左派與西化自由派的聲音越來越強勢的原因。

威權體制可能失序

在這種情況來，當政者出于對危機的擔憂而不斷地加大控制。例如，某地曾出臺這樣一個土政策，規(guī)定“違規(guī)報道突發(fā)事件要罰款五至十萬”，還有官員提出“公民社會是帝國主義給中國設下的陷阱”等等，都是“強控制”型路徑依賴的鮮活例子。而“強控制”勢必引起高腐敗，高腐敗又引發(fā)更高的社會不滿，社會不滿又進一步升級，這又進一步刺激“強控制”思維定勢，于是形成惡性循環(huán)。

尤其要指出的是，長期以來公民教育缺位，無法在公共空間中培育公民文化，也無法在現(xiàn)實生活中形成契約精神、妥協(xié)合作與政治寬容，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勢必充滿了民粹主義的情緒，比如悲憤、激昂甚至暴戾之氣。

歷史的因果報應往往是這樣。當強勢政府威信退化，缺乏民主訓練、充滿挫折感與暴戾之氣的民眾，會以前所未有的能量沖擊現(xiàn)行秩序，于是乎社會運動浩浩蕩蕩，所向披靡。不久之前在上海浦東機場，乘客僅僅為了誤機補償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就沖上跑道攔截飛機。這樣的事件可以說全世界聞所未聞，卻可以作為一種象征性的預兆引起深思。

由于矛盾積累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會不斷累積成為總爆發(fā)的能量。對這種前景的擔憂，又會加強“剛性維穩(wěn)”的路徑定勢。官民之間就變成越來越嚴重的沖突。維穩(wěn)成本越來越高，社會矛盾會越積越多。我們的體制是從全能主義體制轉變過來的，因此，自然傾向于運用全能主義政治資源來達到維穩(wěn)目標，全能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動員手段、都可能進一步被激活，這樣就出現(xiàn)退行性反應，即從威權政治向新全能主義發(fā)展的強烈傾向，這是值得注意的中國政治發(fā)展中的路徑依賴現(xiàn)象。

引起社會不滿的各種重大矛盾，如地方當政者與民間的矛盾，近年來不但沒有逐漸減弱，反而變本加厲。人們很難看到化解的希望，一方面國家控制力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fā)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與社會沖突，于是矛盾將會在政府強控制狀態(tài)下不斷延續(xù)。由于政府權威失效，形形色色的抗爭者越來越激進，這種有恃無恐的“自由”狀態(tài)，與真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由于社會普遍存在的不滿聚合而成的逆反心理，由于網(wǎng)絡信息的同質性，不免形成無序的非理性的政治參與“井噴狀態(tài)”，形成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民粹主義政治精英，在這種廣場政治氣氛中會如魚得水，左右逢源，這種情況一般就可能成為大動蕩的預兆。

從歷史上看，進入危機階段以后，執(zhí)政者反而會越收越緊，原先的收緊如果是“過度敏感”在起作用，那么此時更強烈的對即得利益切實的擔憂會支配當政者的思維，社會空間會進一步被壓縮，退行性的集權色彩會越來越重。另一方面，引起社會不滿的所有重大矛盾，卻很難看到在體制緊縮后化解的希望，于是矛盾將會在強控制中不斷延續(xù)。

當抗爭的力量積聚到一定能量，左右激進主義政治勢力，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吸引社會大眾，從而形成左的與右的激進民粹主義勢力，如果社會矛盾不能通過“高頻率低強度的爆發(fā)”方式來化整為零地解決，那么，它們就會通過“積零為整”方式總爆發(fā)，中國將陷入“低頻率高強度”不穩(wěn)定的危機與困境。在一些偶發(fā)性事件的誘導下，就極有可能發(fā)生“低頻率高強度”的政治參與爆炸。政府為了安撫抗爭者，往往會以急劇的方式開放政治空間，這反而會進一步鼓勵激進主義勢力變本加厲。從歷史上看，一旦陷入此種惡性循環(huán)，威權體制從強壓政策到全面失控，一般只有幾年時間。（本次演講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