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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蕭功秦教授在2012年5月中國力研究中心費城論壇上演講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當今中國的左右思潮對立

第二部分：激進主義不能救中國

左右激進主義實為孿生兄弟

為什么我們把左右兩種思潮都稱之為激進主義？其理論根據是什么？激進主義的本質，就是按某種先驗的“理性原理”，從根本上“改造社會”。(激進主義的英文是Radicalism。其中的拉丁文字根Radic，就是根本之意。)更具體地說，政治激進主義就是根據人們心目中的一張理想社會藍圖，對社會進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造的主義。這張理想藍圖并非人類集體經驗的產物，而是以人們認定的具有普世性的“終極價值”與理念為基礎的。左的平均主義激進主義就是用平均主義的理想藍圖為依據，右的激進主義則是以西方多元民主的理想藍圖為依據，他們都把自己崇奉的價值視為“普世”的，都力圖全面地把現存的“壞社會”，變成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符合他們主觀理想的“好社會”。

左右激進主義者雖然彼此水火不容，但他們都是不同方向上的“建構理性主義者”，他們都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可以從先驗的抽象的“第一原理”出發，主觀上設計出一個應然的“好社會”來，并認定這個他們臆想中的“理想社會”是普遍適合于一切文化與人類的所有民族的。他們認為，只要通過斗爭，鏟除一切反對“美好社會”的政治對手，根據良好的社會藍圖，進行施工作業，移入被認為良好的制度，就能直接重建這個“好社會”。

激進主義者心目中的以左或右的理念建構起來的“理想社會”，并不是民族集體經驗的產物，也不是社會演化與試錯的結果，而是根據某種自然公理推衍出來的，而這個自然公理或“第一原理”，又是主體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幸與苦難（如不公平，缺乏自由，兩極分化，專制暴政等等）相反的，并以與現實缺憾反方向的價值作為基礎的。它與所謂的“規律”、“普世性”其實并無關系。當法國人說“平等、博愛、自由”是建構社會的“第一原理”，這是因為法國的專制主義使人們產生對自由的向往，當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把平均主義視為“第一原理”，則是基于人們對于社會脫序而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不公的反向運動。這些價值雖然美好的，但它們充其量只不過是具體時代的具體人們的主觀愿望的一種升華與心理的投射。人們把這種價值以邏輯的方式論證為“第一原則”，從而使之附麗上最高價值的光環。

激進主義者所依托的“建構理性”實際上天然地具有烏托邦的傾向性，某種意義上，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人們，會有不同的建構理性主義的“第一原理”。從表面上看，這種“理性原則”似乎如同幾何原則一樣，是通過中立的邏輯推演出來的，但它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學中的理性，它實際上是人們在生存環境的特殊問題中產生的價值關懷中提升上來的，此類“理性主義”命題，本質上說是對人類具體生存環境中的產生的具體的深層愿望所進行的“邏輯論證”，是對內心主觀價值的一種“自圓其說”。

我們可以把人對內心企求的價值為基礎建構的理性稱之為“類邏輯”，以區別于自然科學思維中的邏輯。類邏輯也即類似于邏輯的“偽邏輯”，“類邏輯”是以類似于科學的邏輯方式，來論證內心的愿望的客觀性、不可避免性與符合規律性，它志在信仰，志在于把心里的深層浪漫期待，論證為“必然規律”。革命平均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是一種“類邏輯”。它旨在于論證你希望的東西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合理性的合規律的東西，“類邏輯”表面上是科學的，但實質上是一種把自己的浪漫心態予以自圓其說的邏輯，一旦你把類邏輯建構的理想社會理解為科學的必然，并以強力去實現它，把心態向往的東西論證為科學規律或人類普適價值，這就會陷入激進烏托邦的大災難。無論是新左派的平均主義社會主義烏托邦，還是激進自由主義的多元民主社會，都是如此。

激進主義在思維方式上還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制度決定論”，以為只要建立好的制度，例如激進自由派心目中的議會制或民主程序，或激進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就可以重建新社會。但他們都忽視了制度必須與習俗、傳統、文化與發展水平對接，才能有效運作。失去與本土條件對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腳上裝上馬蹄，不但徒勞無功，而且破壞原來的社會有機體的正常生命。

中道理性與漸進民主化

如果說，以“整體性解決”為主旨的政治激進主義正是與政治上的完美主義相聯系的話，那么，漸進的變革態度正是以非完美主義的價值觀作為前提的。所謂的完美主義，不同于激進左派與右派，漸進改革者是以一個民族在適應環境挑戰過程的中長期集體經驗，以及試錯的經驗論哲學作為基礎的。漸進改革者，即中道的理性主義者的基本信念是，真實的社會，是神魔混雜的，但是可以通過經驗試錯與改良，變得更好些的。好的制度是歷史的產物，是按某種方向嘗試，逐漸找到適應的辦法，漸進地接近目標。好的秩序是從舊社會內部生長出來的結果，生長的過程只能是一種漸進的過程，這種思想認為，世界上的問題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任何進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世間永遠不會有絕對的完善，人類在爭取進步的過程中，只能做到“兩害相權取其輕”就很不錯了。正是基于這一認識，經驗主義拒絕終極目的，拒絕完美主義地、畢其功于一役式的整體地解決所有問題，主張漸進地、逐步地逼近目標，一步一步前進。只有在尊重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的前提下，漸進地求得新機制在舊機體內的生長，才能實現中國的富強，社會的公正，大眾的安康與現代化。在中道理性看來，所謂的頂層設計，也只是從現實社會改良到一個相對更好的社會的具體手段，而決不是根據完美的烏托邦理想社會的施工藍圖。

為什么我們不能運用我們的理性與知識，如同工程師設計工程藍圖一樣，設計出一種最符合我們愿望的制度？為什么我們必須通過試錯的方式，來逐步實現一個比較好的社會？這是因為，我們的理性能力對于理解極端復雜的社會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也不可能掌握足夠的信息與知識來進行判斷，采取何種途徑可以克服現存社會的各種障礙，正因為社會的極端復雜性與理性能力的有限性，這就使我們面臨如同想走出迷宮的小白鼠一樣的困境：小白鼠面對如此復雜的迷宮，它確實沒有足夠的理性判斷能力，也沒有足夠的知識與信息，但它仍然成功地實現了走出迷宮的目標，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通過不斷地碰撞反彈，即通過試錯過程（Trial and error），找到走出迷宮的路徑。

在與激進自由派與激進左派的論爭過程中，溫和的漸進主義的立場可以概括如下，它主張在保持現存體制的歷史連續性與秩序穩定的條件下，通過漸進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最終走向民主政治。經濟發展，社會多元化，公民社會建設與民主政治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序列關系。在這一過程中，歷史上形成的整合秩序的政治權威，傳統的文化整合力與對人心的聚合力，均是實現穩定秩序與漸進發展的重要保障。漸進主義的務實理性主義，主張在尊重歷史上已經存留的傳統的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通過穩健的變革，逐步地擺脫舊秩序，向民主憲政的新秩序軟著陸。中道理性主義認為，支持民主有效運作的社會文化條件，必須在社會內部發育成熟，才能迎接全局性的民主選舉制度的到來。因此，在經濟起飛以后，進一步發展民生，培育與發展公民社會，逐步推進基層民主，讓社會發展多元自主的試錯機制，在自由爭論中發展寬容的政治文化，必須先于選舉民主的推進。所有這些都是為選舉民主的推進提供相應的社會文化條件。

就其反對左與右的激進主義偏向而言，它也是一種務實的“中道理性主義”。就它強調通過試錯的學習過程以獲得新的發展路徑而言，它的思維方式是經驗主義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柏克認為，人類的經驗與試錯，才是指引人們少犯錯誤的明燈。在經驗與試錯中去找求通往未來之路，通過試錯來降低成本，降低代價，降低風險，才是穩健明智的選擇。

經驗主義者，相信一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所采取的制度模式，不是理性設計的結果，而是無數代人的集體經驗的產物。事實上，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帝制文化與法制傳統，是中國人在農耕經驗條件下的集體經驗，而西方的民主體制與法制文化，也是西方社會近代工業文明發展與本民族傳統的結合。如果說，左與右的激進主義把現存秩序視為理想社會的障礙，那么，中道理性主義，就其對傳統秩序作為發展的杠桿這一點而言，在哲學上也可以稱之為新保守主義，因為在中道理性來看，這些傳統制度與文化，作為一個民族的集體經驗，不但是秩序的基礎，而且還起到轉型的杠桿功能作用。新保守主義是從功能意義上理解傳統制度與文化的功能的，秩序的可控制性，是新保守主義最重要的價值。

鄧小平如何超越左右之爭？

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從根本上說，就是基于人類理性能力的有限性與信息知識的有限性，通過試錯反彈來找到通往中國現代化的路徑的經驗主義思想。他與烏托邦主義進行了根本的決裂，他擺脫了教條主義思維，第一次在中共革命文化中，與建構理性主義傳統作出了根本的切割，回到務實的經驗主義思維的道路上來了。鄧小平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最深切理解“試錯”（trial and error）對于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性的政治家，他在南方講話中表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有多種辦法，可以留一條尾巴，沒有什么大不了的。”鄧小平是從試錯反彈的方式，擺脫教條主義的建構理性主義的先驅者與思想開拓者。他的思維方式更接近經驗主義，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的具體目標也是可以不斷在實踐中修正的，不斷改變的。只要我們有一個導向性的價值，通過走小步，步穩步，不停步的方式，就能逐步實現我們的目標。這種“路徑障礙，試錯反彈，循序漸進”的經驗主義思維，現在仍然是我們民族的精神遺產。

當鄧小平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的經驗主義思維，使他堅決反對激進的左翼平均主義，由于他作為文革受害者在極左的災難中的親歷，他對左的東西深痛惡絕。如果說，左的建構理性主義成為了一種“宗教”，在“類邏輯”的迷霧中根本無法穿透，那么，樸素的常識理性與經驗哲學則成為他撥開迷霧的明燈，經驗告訴他“左”在黨的歷史上是多么可怕，他多次重申“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鮮明提出“左是更大的禍害”。直到他生命終結，他都對極左的東西深惡痛絕。

另一方面，經驗主義也使他反對激進的右翼自由主義，他從中共執政地位對于改革開放的不可或缺這一經驗思考出發，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謂的四項原則，從根本上說，就是確立開明的新權威主義的秩序的合法性。這四項原則中的具體內涵已經與毛澤東時期提出的辨別香花毒草的“六項政治標準”的內涵有著重大的區別。（更具體地說，是以奉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走市場經濟道路”的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的道路”的共產黨領導與人民民主專政。）另一方面，鄧小平對右的警惕也是出于一種樸實政治實踐經驗，作為革命元老派，他對文革中的“大民主”造成的無政府狀態記憶猶深，不愿重蹈街頭民粹政治的覆轍，其次，他以其人生經驗與政治悟性，深知一個后發展國家在經濟起步初期，尤其在執政黨尚沒有通過改革給人民帶來實惠以前，在黨的威信還沒有充分建立起來以前，在西式自由主義在民間尚具有強大的話語優勢的情況下，執政黨極有可能在這種強大挑戰面前會處于被動地位，這顯然不利于經濟發展與現代化所需要的社會穩定。冒然實行西式大民主，將會引發政治參與的爆炸性膨脹，并挑戰執政黨的權威。用鄧小平自己話來說，“特區搞建設，化了十幾年才有這個樣子，如果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事實上，鄧小平認為戈爾巴喬夫并沒有意識防右的重要性，據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鄧小平曾在私下里評價戈爾巴喬夫是“看上去很聰明，其實很愚蠢”。

中國現行體制正是在極左革命造成的“路徑障礙”的困境之下，通過鄧小平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試錯的方式，在排除左與右的激進主義意識形態思維的過程中，逐漸走出新路來的。在政治領域，我們看到的是，先是體制外的激進自由派活躍，八九風波后，鄧小平以鐵腕方式使激進自由派整體上被邊緣化，此后一個時期里，黨內左的原教旨主義保守派則活躍起來，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一方面否定激進自由主義對改革的沖擊，另一方面，堅決批判向左的激進主義回歸，中國終于把握了正確的歷史選擇，在此后二十年里走出了一條現代化的新路來。

鄧小平改革開放后三十年來形成的體制，是在左右兩極勢力逐漸邊緣化后形成的一種新體制，它是從毛澤東時代的全能主義-計劃經濟的舊體制中蛻演出來的，這種現行體制，即所謂的“中國模式”，實際上就是一種“后革命型”的威權體制。其特點是，改革前全能體制的政治資源，如一黨執政，國家對傳媒的有效控制，黨政合一系統對社會的有效控制，安全、宣傳、軍隊等國家機器對政黨的效忠，都被轉化為威權體制推進現代化所需要的社會動員與社會整合的工具，它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在社會經濟與文化領域實現了有限多元化，把勞動者變成市場競爭者，它又成功地把政治參與控制在低度范圍，社會自主發育受到國家有力的督導與管控。中國從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全面控制社會的全能體制，轉變為威權體制。從而具有了威權政治的基本特點。

在改革過程中，這種威權體制的行政績效、現代化動員能力，抗擊突發事件的能力，均遠高于第三世界后發展國家的軍事強人型威權政治，這種體制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特點，是強國家，弱社會，更具體地說，就是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國家較為強勢，而自主的社會系統發育程度較低。

這是一種把集權動員與市場競爭巧妙結合的運行模式。中國的強勢國家承續了革命國家的強力機器，用以保證國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社會的有效管控。在復雜的經濟狀況中可以迅速做出決定。在世貿組織的游戲規則下，在外向經濟中發揮了競爭優勢。中國這種經濟發展恰恰具有“權威整合-個體競爭”的集群優勢。

由于歷史路徑不同，文化傳統與政治生態不同，它區別于東歐模式、南歐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于歐美發達國家的社會模式，它并非人們按某種理念人為設計的結果，而是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在不斷試錯過程中，適應環境變化而形成的歷史產物。

這種體制在發展經濟方面有著原先人們意想不到的奇效，福山認為，“中國擁有非常高質量的權威主義政府。以高壓式的機構和獨特的方式，對民眾的要求負責。中國民眾對國家發展的期待和關心也很高。因此中國的政治體制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支持率。從這一點看，中國的體制并不像其他阿拉伯國家那樣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