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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其他報刊和各省、市、縣的黨報、黨刊和廣播、電視，也有許多緊跟形勢，連篇累牘地發表各式各樣的文章，宣傳《學習綱要》十九條的精神，提出“經濟多元化必然導致政治多元化和權力多元化”，“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如果任其發展，就會沖擊社會主義經濟”，批評忽視階級斗爭的“錯誤傾向”。

1992年1月23日，鄧小平從蛇口碼頭乘輪船前往珠海

此時，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尖銳的問題，攪動著已經在崗位上“全退”的鄧小平的思緒。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強調經濟“要實現適度的發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務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

可惜，鄧小平語重心長的這些話，沒能夠成為戰略思路和方向。中國當時整個偏“左”的輿論導向也就沒能夠得到糾正。中國仍然像一艘缺乏明確前進方向的航船，不可能給力加速，只有隨波逐流，甚至原地打轉。當然，也就更加談不上擴大對外開放和深化體制改革、推行市場經濟，使國家的經濟保持高速度增長了。

據有關數據顯示，198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3.9%，1990年也只增長5%。這兩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最低谷。不少企業倒閉，職工下崗，通貨膨脹盡管從1988年近19%的高危狀態降到了1990年的15%左右，仍然讓廣大老百姓喘不過氣來，人心惶惶。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不得不承認：“比較突出的是經濟效益下降，國家財政比較困難。”

鄧小平對此當然不滿意。1990年12月24日，他再次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更突出強調：“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市場還是計劃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么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

中國是一個習慣于小道消息滿天飛的國度。“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搞得人心不得安寧。海外關心中華民族命運的許許多多同胞、華僑、華人、國際友人也都憂心忡忡。

鄧小平這個“退休老人”坐不住了，1991年春天到了上海，開始了并非尋常的“談話”。他希望通過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去影響全國并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在深圳國貿大廈邊視察市容邊發表重要譚談話時，作者站在鄧小平后面以便做好記錄工作

1991年是中國傳統的“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于2月15日至4月12日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發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評論。其開篇就是《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接著又接連發表三篇評論，其要旨就是“要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對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如果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改革開放、發展自己的良機，等等。這些話語，在當時是何等明亮的思想火花！無疑是在沉悶的天空劃出了一道道閃電！

但是，全國的稍有分量的報刊，絕大多數對“皇甫平”都沒有反響。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決定再南下，到深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達的意思一樣：“在重要關頭，我還是要說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