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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其實，除了國家安全戰略之外，朔爾茨還提到未來會有一個詳實的對華戰略，在目前的各方博弈中，會在短期內出臺嗎？最近明鏡周刊對此有一個評論：“去風險化”是一個動聽的詞，但要上升為戰略，需要弄清中國的風險到底在哪里，什么樣的反制措施更合適；從國家安全戰略的涉華內容到可能出臺的對華戰略，您怎么評估德國的對華政策？另外，對于“去風險化”本身可能成為一種風險，德國內部是怎么評估這個問題的？

伍慧萍：其實前面談到對國家安全戰略的整體印象時，我還沒有非常明確的回答，我的印象就是整體內容比較平淡，更多是粗線條的框架性內容，它是一份原則性指南，而不是具體操作手冊。

這個戰略是各個部委、各方力量妥協下的產物，經過多輪修改，跨部委協調，所以表述比較謹慎、溫和，包括涉華問題也是如此，通篇沒有提到敏感問題。

戰略明確提出德國對中國的三重定位，其中第三重“制度性對手”早在2019年就開始提，但現在則是更加強化。

但這里要指出的是，德國并不是吸收了美國的說法，第三重的新定位最早就是德國人提出來的，是德國聯邦工業聯合會、也就是德國經濟界的說法，接著慢慢變成歐盟版本——2019年3月份被納入歐盟最新的對華戰略表述，所以確切說，是德國的對華認知影響了歐洲。在這次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則是具體變成“去風險化”概念。

所謂去風險化，德國人很早就在提，因為他們的認知是對中國的依賴性太強，必須降低依賴性，換一種表述就是去風險或降低風險。現在，這個概念成為德國和歐盟對華政策的基本指導性原則，甚至連G7也開始使用。

至于新的中國戰略到底什么時候出來，恐怕德國人也說不準時間，主要原因是各部委之間的分歧。事實上，早在去年，德國媒體就已經曝光基本文本，但至今仍遲遲不出，說明政府內部對于具體表述仍存矛盾。

當然，盡管都用“去風險化”概念，但德國的對華定位跟美國的對華定位還是不一樣，美國把中國作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但德國乃至歐盟還是三重定位，并反復強調是去風險而不是脫鉤。

某種程度上說明他們對中國的認知非常矛盾，一方面看到了制度競爭，意識到了他們所認為的風險，畢竟雙方的政治互信還是比較有限；另一方面，從2016年開始中國就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目前也是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所以不可能脫鉤，只能選擇“去風險化”這一表述。

俄烏沖突客觀上又在背后“推了一把”。德國人、歐洲人發現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太強，導致現在很被動；當他們復盤比較俄依賴和對華依賴，發現對華依賴遠遠超過俄羅斯，是一種全面性的依賴，于是得出一個在我們看來不太正確的結論，即需要降低對華依賴，并將此作為指導性原則。

未來德國、歐洲會陸續出臺具體限制措施，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了，比如對中企的投資審查，再比如限制德商在華投資、收緊政府投資擔保，出臺供應鏈法等等，去風險化的工具還是不少。德國在去風險化的框架下發展多元化戰略，即不僅跟中國做生意，也要考慮跟其他國家拓展經貿合作關系。

德國漢堡港口與物流股份公司6月19日發布聲明，在完成最終投資審查程序后，該公司與中遠海運就漢堡港“福地”集裝箱碼頭簽署最終股權收購協議。當時正值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訪問德國。資料圖

觀察者網：其實在外界看來，道理都懂，但問題是在這個轉型過程中的成本、風險掌控，德國政府是怎么評估的？另外，他們反復提“經濟安全”，從經濟角度來看，很多時候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并不一定完全跟政府想要的方向一致。有德國智庫提出，德國應進一步弄清如何定義“經濟安全”，有必要廣泛考慮，但不應過度；對于企業行為應有所容忍，宏觀經濟和企業會有不同看法，等等。事實上，最近德國和歐洲經濟表現并不理想，這套原則性概念在其內部認可度會不會受到質疑？

伍慧萍：這一點其實已經沒什么太大后撤空間了，目前在德國及歐洲政界已經達成共識，即在經濟、貿易等領域保持對華接觸，不尋求脫鉤，但是政策制定者越來越認可存在國家安全風險及制度性對抗，國家安全意識日益增強。德國國家安全戰略強調整體國家安全觀，認為國家安全不僅涉及到傳統的軍事、國防等，也包括經濟、教育等非傳統安全領域。

這意味著，整體的政策環境發生了巨大轉折，經濟界也難逃影響；今后歐洲、德國在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中，國家安全因素的考量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過去一年，中資入股漢堡港一波三折。最近德國政府批準對英特爾補貼100億歐元在德國東部建芯片廠，試想如果是中資并購德國芯片企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英特爾在德國投資是不存在國家安全風險的，這背后是中德之間仍舊缺乏信任基礎。

德國政府的這種政策導向對企業界會產生深遠影響。李強總理訪問德國出席中德政府磋商，他在跟德國經濟界會談時提出，防風險是必要的，但防風險與合作并不沖突，而且應該把防風險的主導權還給企業。李強總理的這段發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引導德國的民間和企業，能夠客觀看待風險問題及單向依賴性高的擔憂。

觀察者網：那么德國民間、企業界對這些呼吁的反響如何？其實我們看國內報道時，可以明顯感受到德國經濟界對中國市場、包括與中國政府的交往還是比較頻繁、甚至可以說友好的，尤其是跟其他歐美國家相比。未來中德之間會不會出現經濟領域比較熱、政治層面比較冷的狀況，抑或二軌外交活躍的情況？

伍慧萍：目前德國政府的政策引導很明顯，對企業界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

中國仍舊是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且去年勢頭也還不錯，但今年第一季度，無論是德國從中國的進口還有對中國的出口都有所減少，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指揮棒在發揮作用。

在這種政策引導下，大企業由于長期深耕中國，資源比較多，更加熟悉中國市場，所以目前在華投資勢頭還比較好。之前有調查數據顯示，去年德國在華直接投資占整個歐盟在華直接投資的85%，說明德國大企業對在華投資仍持有較大信心。但中小企業就明顯比較謹慎，它們對中國市場環境不太熟悉，即便原本有投資意向，受到當下政策環境的影響，也可能放棄來華投資。

這種政冷經熱的趨勢會持續一段時間，經濟界希望推動、至少是維持中德之間的合作基礎，這里面需要我們做更細致的工作，不斷地闡釋相關政策，引導他們辯證客觀地看待依存度的問題。

整體而言，中德經貿合作是目前中德之間最重要的一個穩定因素。我們希望通過政治高層的戰略溝通，政府磋商機制和戰略對話的進行，一定程度上提增強政治互信基礎。

在二軌外交方面，除了應當加強經濟界、高校、智庫的交流之外，還可以在德國地方政府層面多下功夫，這是當前環境下，我們應當重點去爭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