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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  對話/李澤西  編輯/張廣凱】

長期以來，日本實行的“窗口指導”被許多人認為是其實現戰后經濟奇跡的主要原因之一，將貸款引導向實體經濟。然而，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前后，日本央行放棄了這一方針，完成了“經濟自由化”。

由于日本和中國同處東亞，且發展模式有類似之處，有些人擔心，中國是否也會出現自己的“泡沫經濟”，以及隨后的長期經濟衰退？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理解“窗口指導”是什么，“窗口指導”與計劃經濟和自由市場之間是什么關系？政府具體如何“指導”銀行的行為？有效的“窗口指導”，需要什么樣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貨幣從哪里來？》的作者之一、溫切斯特大學銀行與經濟學教授理查德·沃納（Richard Werner）近日接受觀察者網對話，闡述了自己對“窗口指導”政策的理解和認識，也提出中國可以如何利用其解決銀行業的一些問題。該對話分為上下兩部分，本文為下半部分。

《貨幣從哪里來？》，作者：理查德·沃納 等，譯者：朱太輝 等，出版時間：2022年12月

觀察者網：您在《貨幣從哪里來》中特別關注東亞經濟體。很多東亞國家的經濟崛起過程，都是由政府引導商業銀行創造信貸，并讓信貸主要流向實體經濟。這種政府而非自由市場主導的信貸分配效率一定更高嗎？

理查德·沃納：首先，我要澄清一點，我指的不是中央計劃經濟，由政府統籌規劃一切。我指的是一種非常精準的戰略干預，為市場力量建立一個框架，引導市場個體和經濟體的行為。這時政府的合理角色是，提高經濟的效率和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

政府負責起草推行的法律，本身就是一套激勵架構，在這套架構之下，我們雖然受到一定限制，但仍然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力、遵循市場規律。信貸框架與此相似，設置一個激勵架構，但核心決定，如銀行向誰放貸，可以由銀行自行決定，這是借款方和貸款方之間的事。

高增長經濟體系有兩個特點：首先，需要很多銀行，越多越好，所以我總是建議創辦更多的銀行；其次，政府應該觀察、監測資金的動向。我指的不是了解某家公司的舉動，而是監測銀行信貸用于我之前說的三大資本板塊中的哪一類。

比如，如果消費信貸顯著擴張，就會產生通貨膨脹。因此，政府應該限定銀行每年擴大消費信貸的速度不得超過5%、3%之類。這并沒有要求銀行具體向誰或不向誰貸款，只是設定總額上限。對于用于房地產開發、投資、購買土地、金融工具等的資產信貸，也應予以限制，避免資產通脹，資源錯配也可能造成銀行業危機。

作為銀行業的監管員，政府應該確保大部分銀行信貸貸款給公司，最好是中小企業，越小越好，確保創造的錢更分散，并投資到生產性企業，實施新理念、新技術，創造具有附加值的新商品和服務。如果大部分銀行信貸都投入該領域，經濟就能高速增長。

如何決定，到底誰拿錢？這是銀行的工作。因此，銀行越多越小就越好：地方銀行、儲蓄銀行、信用社、省級銀行、城鎮銀行、鄉村銀行等。銀行業有許多貸款辦公室，能審理更多貸款申請，幫助整個金融系統分配資源。這是一個分散的系統，政府只管大局。

這也是我十分敬佩的中國領袖鄧小平的關鍵見解之一。1978年，他意識到改善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提出了實事求是、“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他發現在其他國家，比如日、德、美，銀行都發揮著很多作用，意識到中國可以將一些一線決定委托給銀行。

《雙貓圖》

在中央計劃經濟體系下，這全部由政府決定，但是經濟規劃者掌握的信息有限，每天都在變化，因此需要更了解情況的一線人員決定。鄧小平于是決定，中國從只有一個國家銀行改為有成千上萬個銀行，政府只需關注宏觀經濟，即銀行信貸流向哪些行業；中國的實踐證明，這個系統非常有效的，被稱為“窗口指導”。

政府在幕后確保貨幣創造主要流向對經濟增長有幫助的行業，增添人民的福祉；以人為本，這是中國政府所一直強調的。這一方針幫助中國發展成超級大國。

觀察者網：任何政策，都需要得到有效落實，才是有益的。根據您的觀察，在金融行業之外，哪些因素最能影響到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經濟體量、經濟結構、當地文化和思維？

理查德·沃納：我先評論一下經濟體量問題。當我還在東京擔任香港怡富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時，這就是行業內一個爭議較大的問題。我當時認為，窗口指導是最好的系統，在任何國家都能奏效，因此非常支持中國央行采納之。

但有些同事和投資者認為，窗口指導在日本、中國臺灣、韓國、新加坡等地奏效，但它在中國大陸能奏效嗎？中國相比他們太大了、人口太多了。實施證明，窗口指導是可行的。

70年代的中國較為落后，很多地區仍然貧窮，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但中國實現了歷史性的脫貧，其中就包括銀行業的貢獻。銀行業遵循宏觀的信貸指導進行資源分配，由數百萬一線職員落實，這是唯一有效的實現方式。

就文化和其他方面差異的問題，我覺得這確實是有影響的。中國政府無論采取什么政策都強調其中國特色性。這也是非常聰明的，因為政策必須考慮當地文化、歷史等因素。

就金融、乃至經濟之外的因素，我想補充一點。談到銀行業時，我們嘴上都是金錢和金融問題，但歸根結底最重要的因素是人，這就是為什么文化、歷史和斗志很重要。但有些東西在任何國家和文化背景下都是一樣的。

我舉一個軍隊的例子，與我們討論的中央集權與去中心化問題相關。亞洲的知識分子和專家研究了歐洲軍事史，發現德國軍隊比英國軍隊作戰能力更強。英美軍事專家也同意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雖然被擊敗了，但大部戰役中德國軍隊比美國軍隊作戰能力，不過還是寡不敵眾。他們將這種作戰能力歸因于德國一個根本的結構和組織原則。

德國軍隊是建立在普魯士軍隊的基礎上的。在1871年統一之前，德國有許多邦國，東北部的一個國家叫普魯士，有非常先進的經濟、社會、早期教育系統，而他們的軍隊組織也富有智慧。

普魯士實行了去中心化的原則。老毛奇在《大單位指揮官指南》中表示，前線的軍官都有決策權。將軍給下屬軍官下達指令時，會告訴他們想實現的結果；結果、目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至于實施方式，就由前線軍官自己決定。因為前線戰斗中，形勢變幻莫測，必須迅速做出決定。將軍或政府無法自上而下預測一切，因為沒有足夠的實時信息。高質量訓練和教育也很重要。

1870年普法戰爭期間的普魯士官兵

這被稱為“輔助性原則”，即讓盡可能多的決策是在一線做出。而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英美軍隊采用相反的原則，將軍即制定目標，也制定制作方案，前線軍官必須服從命令，包括一切細節，這是災難性的，效果很差，造成很多挫折和問題。

軍事研究人員發現了普魯士和德軍“輔助性原則”的效果。這對于人類組織原理也有更廣泛的意義，現在德國公司和德國經濟也采納該原理。東亞國家研究了后，意識到應該分散決策，鼓勵一線人員做決定，領導者則掌握大局。當然，人們都應該認同發展方向和目標。

去中心化時，做事的人就有更多行動自由。任何人都喜歡自由；如果別人整天詳細要求做這做那，你自己感覺不太好，而領導也可能是錯的，因為他們不了解形勢的變化。同時，行動自由也能夠激起動力，因為這意味著你對自己的行動負責，在社會制定的總體框架內自我管理。我認為這一模式在任何地方都很有效，鄧小平在1978年逐漸引入后在中國也很有效，與普魯士和德國軍隊一樣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