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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

在6月2日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特別指出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并將其作為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第一個。自2019年1月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繼承和發展”這一命題后，4年多來相關的理論研究不斷出現，形成了新的思潮。以本次座談會為標志，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又達到了一個新高度，除了連續性之外，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等也作為突出特性提了出來。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與中華文明相關的話題在海內外迅速升溫，不斷有人提出問題，也不斷有人嘗試給出理論解釋。

上個月25日，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通過視頻的方式針對美國投資家和金融評論員吉姆·羅杰斯在去年底某次論壇上的公開提問進行了一個較為系統的回答。基于他在2019年和2021年先后出版的《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和《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兩本專著中的研究成果，文揚老師從理論上解釋了“為什么眾多文明古國都消亡了，唯獨中華古國在崩潰之后能夠數次崛起”這一長期以來令人迷惑的問題。該視頻的英文版本在網上播出后，引起了廣泛關注，10天之內已有860多條評論，很多讀者在評論區進行了非常理論化的討論。觀察者網節選其中部分跟評附在正文之后，供讀者參考。

本文為系列視頻講座第一集。

文揚：

美國投資家和金融評論員羅杰斯曾經說過，在世界歷史上，中國是唯一一個經歷過三四次崩潰后，仍然能夠再次崛起的國家。

羅杰斯先生是在一個漫長的、跨越六個千年的文明時間尺度上提出問題的。他提到了古埃及文明、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因此，我們最好也從世界歷史總的輪廓上開始討論。

至遲到公元前4千紀，位于尼羅河畔的埃及文明和美索不達米亞河谷的蘇美爾文明都達到了輝煌的頂峰，大約在同一時期，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文明也已非常發達。盡管這些文明似乎是獨立發展的，但它們的生命周期實際上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在外部蠻族入侵者的持續打擊下，一個接一個先后從輝煌的頂端走向衰落，此后就再也沒有復興。

為什么那些偉大的古代文明都先后消亡了，沒能再次崛起？

假設有一個不朽的太空人從外太空俯瞰整個東地中海地區，他會注意到那個時期的大多數人類群體，都是不斷遷徙、追隨食物來源的采獵者，過著居無定所的游居生活。在他的鳥瞰下，已經發展為復雜定居社會的古埃及、古蘇美爾和米諾斯文明，屬于幾個零星的異類。

古埃及人發明的太陽歷和陰歷，古蘇美爾人建造的大型城市和良好的灌溉系統，以及古克里特島人建造的宏偉宮殿和道路網，都是長期定居的典型標志。但是，這些定居文明是如此孤立和脆弱，就像汪洋大海中的零星島嶼，隨時面臨著類似于洶涌波濤的危險：游居民族的入侵。

正如英國知名歷史學家H.G.Wells所說的那樣：兩種生活方式是對立的。游居民族和定居民族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游居民族對定居民族來說是強硬的野蠻人，而定居民族對游居民族來說是軟弱的、陰柔的、非常好的掠奪對象。沿著文明發展的邊緣，在強硬的游居部落和山地部落與城鎮和村莊中數量較多但卻不太善戰的居民之間，一定持續發生著襲擊和沖突。

公元前2278年至2154年間，古特人的大軍入侵了阿卡德帝國，結束了一個現有的文明，卻沒有在其領土上建立另一個文明。公元前1790年至1560年期間，赫梯人在小亞細亞建立了一個帝國，早期巴比倫帝國失去了其在南部和東部的大部分財產。古蘇美爾的古代權力中心就此大多被摧毀，處于荒廢狀態。

公元前1782年至1630年間，流浪的西閃族人奪取了埃及的王位，并結束了埃及的中王朝。在公元前1400年和1200年之間，克諾索斯的宮殿被摧毀，被遺棄，再也沒有重新建造起來。最后，在公元前1177年左右的某個時候，被稱為“海上民族”的最兇殘的戰士從海上的基地出發，毀滅了既有的東地中海文明世界并開始了一個新的黑暗時代。隨著他們的大遷徙，古埃及的衰落也隨之而來。埃及的碑文中寫道：他們乘著戰船從海上來，沒有人能夠抵擋他們。抵抗是徒勞的，宮殿被燒毀，城市成為廢墟。

衰落的古埃及文明。圖源：Getty

這就是東地中海的早期歷史，一部游居民族的勝利史，針對定居民族的蹂躪性征服接連不斷。但人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定居民族贏了呢？

如果定居社會越過了某個“臨界點”，他們不僅擁有了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土地，而且變得組織良好、裝備精良、教育和訓練有素，從而強大到不僅可以保衛自己的家園，還可以反擊游居民族的大本營，那么主要的歷史敘事就會非常不同。

現在，如果那位不朽的“太空人”將眼光移向歐亞大陸的東端，他將看到在同一歷史時期，與東地中海地區發生的情況相反，中國的故事不是游居者的勝利史，而是定居者的勝利史，古代中國人通過與周邊游居民族的同化和融合，推動了定居文明的不斷擴張。

人們看到，中東和東亞從此走出了兩條不同的歷史演化之路。

在中東，游居民族征服了全部定居的民間社會，然后在原有文明的廢墟上重建了一個新的社會，同時保留了游居民族的傳統。在東亞，定居民族通過對游居統治者的不斷抵抗和反征服，最終將整個定居社會擴展到更大的地域，雖然也會不時被強大的游居民族統治，但新社會在本質上仍然保留著定居文明傳統。

羅杰斯先生還問道，為什么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都只在某一個歷史時期內成為第一，在衰落之后再也沒有恢復過來？事實上，7-10世紀的阿拉伯帝國、13-14世紀的蒙古帝國、16-19世紀的奧斯曼帝國也都是如此，它們在崩潰后從未復活。

根本原因在于：這些帝國無一例外都是游居民族主導的帝國，他們的統治者要么來自騎馬民族，要么來自駱駝民族，要么來自航海民族，雖然這些游居民族統治者也從定居的被征服者那里學到了許多典章制度和高雅的藝術，并逐漸成為文明的一部分，但他們仍然都遵循同樣的興衰模式：在征服戰爭中達到鼎盛，并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下來，最終在新的海外冒險失敗和/或內部民族同化和文化融合的失敗后迅速分崩離析。

以羅馬帝國為例。摧毀了古代東地中海文明的野蠻人部落，事實上也正是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創造者。在亞歷山大帝國建立之前，來自高盧的凱爾特野蠻人即進入了羅馬，100年后羅馬統一了意大利半島，200年后地中海成為羅馬帝國的內湖。

在這種情況下，新的文明不僅占領了舊文明的所有定居地，而且構成了更大、更復雜的定居社會結構，再想恢復古巴比倫、古波斯和古希臘的舊文明已經完全不可能。但是，當羅馬帝國對外沒有了新的定居社會可以征服，同時內部的腐敗也日益加劇時，它的轉折點就來到了。當它的北部邊界被更強大、更兇猛的日耳曼野蠻人入侵時，它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大英帝國的興衰也遵循同樣的模式。來自不列顛島上的海盜民族在掌握了先進的航海和武器裝備后，先后征服了不同大陸上眾多的定居社會，建立了一個“日不落”的龐大帝國。然而，當再也沒有新的定居社會可以征服，同時更強大的競爭者出現時，它也同樣無法逃脫歷史上其他游居民族帝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