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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注：

最近，中國出版界的百年老店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文揚的最新力作《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這是繼2017年世紀文景出版的《人民共和國》和2019年底中華書局出版的《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之后，作者圍繞中國獨特性和中華文明獨特性展開的系列論述的一個最新努力成果。

《文明的邏輯》一書從“文明問題作為一個中國問題”這樣一個去西方中心立場的問題意識談起，希望通過出版該書將這個議題推向中國思想界。在新書發行之際，觀察者網專訪本書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與讀者們分享他的心得和感想。專訪分上下篇，本文為下篇。

在上篇中，談到“文明問題作為一個中國問題”這個命題的現實意義，以及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沖擊。下篇將從中華文明的獨特性談起，以及文明理論如何應用于現實世界分析？

文明問題應如何把握和研究？

觀察者網：如前所述，按照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的說法，人類歷史出現過的文明共計三代21個，其他學者各有各的算法，也有十幾個到二十幾個不等，如此說來，您所說的人類文明史的整體面貌，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研究對象嗎？對于如此巨大的研究對象，應該如何把握呢？如何能在幾十萬字的篇幅里描述清楚呢？

文揚：研究歷史，有兩個要點需要掌握好，一個是歷史尺度，一個是分析工具。先說歷史尺度，一般認為，不同的歷史研究領域有不同的歷史尺度，最短的是個人史，以人的自然壽命為尺度，而政治史會比個人史尺度長一些，經濟史則比政治史尺度更長一些，然后依次是社會史和文化史，而比所有這些歷史都更長的那個連續的歷史，就是文明史。文明史的尺度一般來說都要有上千年。

比如按照湯因比和斯賓格勒等人的看法，今天的西方文明其實是從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廢墟上作為新一代文明重新滋長出來的，與古典文明并不是直接的繼承關系，從起源到今天的全部歷史最多不超過1500年。在1500年這個尺度上，冷戰結束至今的40年，或者二戰結束之后至今的70多年，不過是全部西方文明歷史在最近的一個短暫階段。以1500年為尺度，在這幾十年里發生的事情可以說都屬于剛剛發生的事情，發生的原因有著更久遠的歷史根源，具有不同程度上的文明史意義。

舉個例子，大約在19世紀末，歐洲人在整個新大陸的殖民開拓接近完成。美國的西部大開發抵達了“遠西部”的西海岸，三分之一的“老東部”人口和上千萬的新移民遷往了中西部；大約同時期，加拿大的“西部定居運動”也在19-20世紀之交達到高潮，新移民數量擴大了幾十倍；在澳洲大陸，“淘金熱”導致新移民大增，維多利亞、南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等殖民地在19世紀后期相繼成立自治政府，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成立。在一般性的歷史敘述中，這幾個事件會在各國的國別政治史或經濟史中分別敘述，相互之間不相關；但如果放在整個西方文明的歷史敘述中，這些事件就成為了同一個大事件的不同分支，同屬于整個西方社會自15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的、綿延4個多世紀的最近一次大遷徙浪潮的尾聲部分。

澳大利亞淘金熱（資料圖）

由于歐洲人在新大陸的殖民定居于19世紀末先后抵達了北美和大洋洲的最后幾處邊疆，這次歷時4個多世紀的大遷徙在地理上的擴張隨著這個尾聲的出現而宣告結束。也就是說，這些歷史事件雖然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但若在文明史的千年尺度上看，卻是剛剛發生的最新事件。其大歷史尺度上的確切表述是：“西方文明歷史上最近一次大遷徙在地理上的擴張才剛剛結束?！逼渲邪诉@樣的含義：繼歷史上幾次大遷徙之后，此次大遷徙也許是這個文明的最后一次了；但也許未來還會發生類似規模的遷徙，而我們的當下時代則是兩次大遷徙中的間歇期。

從中可以看出，即使是敘述長達上千年的文明史，其實也并不難把握。只要使用了合適的歷史尺度，與政治史、經濟史甚至個人史的敘述方式，都是一樣的。近些年里興起的一個新學科叫Big History，綜合了宇宙、地球、生命和人類的研究，將自宇宙大爆炸直到當下的歷史“編織成一個故事”，作為一個時間框架，并在這個長達138億年的巨大背景下探索人類的存在，也出現了很多成果，提供了一些對于人類歷史的洞見。

再說分析工具。歷史研究的分析工具指的是一些對應于不同領域和不同歷史尺度的理論概念，這些概念是對歷史材料的歸納和抽象概括，它們不是歷史材料本身，但卻是分析、描述、解釋和理解歷史材料的必要工具。例如，如果研究個人史，一種常用的分析工具就會包括早年、中年、晚年這種不同階段的劃分，還有家庭生活、職業生涯、主要成就、功過是非等不同方面的劃分。這些劃分都是研究者自己虛構出來的理論概念，研究對象本人的一生并非是按照抽象概念過下來的，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包含無數細節和無數側面的客觀實在，但如果沒有這些概念工具，對于其歷史就難以準確描述和深入理解。其它領域的歷史也是一樣，一個國家的政治史也需要按照歷史階段、主要人物或重大事件進行理論概括。更進一步，還應該通過好的理論概括透視出深層的歷史邏輯，從中發現規律、獲得啟示、吸取教訓，以區別于一般的資料堆積類的歷史或紀年體類的歷史。

黑格爾曾將歷史研究的方法按照從古代到當代的順序分為“原始的歷史”、“反省的歷史”和“哲學的歷史”三種，如果抽掉其中那個線性歷史結構，就是三種共存的歷史研究方法。20世紀的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將他所說的“歷史主義”分為“自然的歷史主義”、“形而上學的歷史主義”和“美學的歷史主義”三種，也是一種劃分。這些劃分實際上反映出一直以來的一種學術努力，想要把帶有研究者理論虛構成分的歷史敘述從一般的歷史研究當中分離出來。荷蘭思想家弗蘭克·安克斯密特曾專門研究過歷史敘述問題，他舉例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冷戰”等概念就是典型的歷史敘述工具，這些工具起到了兼顧歷史客觀實在與研究者的主觀解釋兩方面并建立起一個具有一致性的內在邏輯結構的作用。

海登·懷特（資料圖）

這也就意味著，歷史敘述本身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美國歷史學家卡羅爾·奎格利在他于1961年出版的《文明的演變》一書的前言中開宗明義：“本書不是一部歷史書，而是一個嘗試，通過提供分析工具幫助人們理解歷史。”他的意思就是，雖然本書的題目很大，但它并不是一個關于人類文明的完整的歷史研究，而是一個歷史敘述，旨在提供分析工具幫助人們理解人類文明史。

若按照這樣的區分，我2019年的《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和今年的《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也都屬于歷史敘述類的書，其重點在于提供了一些幫助人們理解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分析工具。這兩本書中所使用的幾個對偶概念，如定居與游居、居國與行國、秩序主義與運動主義，以及農耕民族、騎馬民族和海上民族的三分法等，都是作為歷史分析和敘述工具而創造出來的，是在歷史實在與理論解釋兩者之間建立內在邏輯的嘗試。

明白了歷史尺度和分析工具這兩個要點，就容易理解我這兩本書的主題和內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