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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學者馬丁·雅克研究中國很多年了，他一直以來向讀者們宣揚的一個觀點就是：中國并不是一個與西方國家一樣的民族國家，中國的主要特征來自于中華文明的歷史，而不是來自于19世紀才剛剛成型的民族國家。西方一直試圖用西方的方式來理解中國，這是個很大的錯誤。雖然中國和西方國家有相似和共同之處，但從根本上講，中國與西方大不相同。過去不同，現在仍然不同，今后也永遠不同。在最近的一次視頻演講中他再一次重申，“我要說這是最根本的一點，那就是中國是文明的產物，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產物。”

馬丁·雅克的正確性，主要體現在他與西方主流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學派之間的割席和對立。

馬丁·雅克在最新視頻中再次強調中國是文明國家，而非民族國家

長期以來，現實主義學派堅持認為國家不是別的什么，就是通過權力追逐最大利益的行為體，而國際體系也不是什么別的，就是一群國家行為體在一個固定的內在結構中的集合。就像是西方主流經濟學萬變不離其宗的那幾個教條，主流國際關系學也堅持用權力行為、自利動機、群體結構、無政府狀態這幾個基本假設來界定自身，不容忍有可能顛覆掉整個體系的其他假設，例如關于某些國家不是nation-state（民族國家）而是civilization-state（文明國家）的假設。

所以，自上個世紀90年代文明國家這個概念出現，專用于描述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土耳其等這樣一些必須通過其自身連續歷史和獨特文化來理解、不能簡單混同于西方式民族國家的特殊國家之后，馬丁·雅克等人就一直使用這個概念來說明中國的崛起，并大力反對主流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學派那種刻舟求劍、緣木求魚的理論路徑。

但是，一二十年過去了，同意這一區分并嘗試通過文明這一概念來再造當代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的西方學者并不多，馬丁·雅克等人的學術影響并不大。

西方學者整體上的失敗

結果就出現了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面對中國的高速崛起，一方面，西方學者在如何理解這一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時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另一方面，西方學者在整體上卻失去了過去在西方高速崛起時期的那種觀念變革和理論創新能力，陷入了一種茫然失措和左支右絀的狀態。

于是人們看到，固守在主流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傳統中的這一部分人，繼續拒絕承認中國和平崛起并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現實，繼續將中國視為一個新興的西方式霸權國家，繼續按照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假定推演中國崛起對于既定世界秩序的沖擊。典型的代表人物例如約翰·米爾斯海默的“鐵籠子”論、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論等，最后的推論都是“中美必有一戰”。另外也包括諸如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這種流氓政客們胡編亂造的昏話，如一口咬定今日中國就是前蘇聯的翻版，然后將中美關系硬塞進類似于半個世紀前的冷戰那種對抗格局當中。

而認為有必要在國際關系理論中引入文明因素的這一部分人，共同之處在于都不同程度地認識到，在理解中國崛起現象時，必須要承認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嚴重不適用，有必要在文明國家和民族國家兩者之間做出區別，并致力于發展出關于文明國家的系統性理論。由于這一個理論研究方向主要是因應中國的崛起這個重大問題，所以廣義上包括承認中華文明特殊性、將中國與西方國家從本質上區分開來的各種解釋理論，其中除了馬丁·雅克等人以“重要的事情說三遍”方式不斷重復的civilization-state和中國是其文明的產物等論述，也包括弗朗西斯·福山關于中國政治體制的現代化和連續性的相關理論，以及諸如戴維·戈德曼等時政評論家反復強調需要考慮中國有著5000年連續歷史、不能簡單類比于前蘇聯或日本這樣一些非主流觀點。

但是，很難說這一個研究方向就代表了正確。實際上，當馬丁·雅克在試圖對中華文明進行解釋和說明時，基本概念和邏輯并不清晰，在他最近的這次演講中，孔子的學說、“關系”文化、漢語漢字、中華美食等都被毫無聯系地混在一起代表中華文明傳統的特殊性，而在試圖解釋為什么中國人認為中華文明更優越而中國歷史上又沒有擴張主義傳統時，卻又語焉不詳，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別，也沒有說得很清楚。

至于那位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已經發展出“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重塑”相關理論的塞繆爾·亨廷頓，在做出了“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險的方向將是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沖突”的驚人斷言之后，卻也沒有開出什么新局面，在分析“文明集團之間的沖突”時，也還是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學派在分析民族國家之間沖突時的老套路。在他當時所預言的2010年的世界中，中國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角色”不斷的“自我伸張”，終于壯大成為了“東亞和東南亞的支配力量”，給世界的穩定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也開始“與歷史已經證明的美國利益相悖”，于是一場肇端于南中國海中美軍事沖突隨后迅速蔓延到整個歐亞大陸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地爆發。

亨廷頓沒敢沿著核戰爭的方向推演下去，因為他的書名叫文明的沖突而不是文明的結束。但是即使假定所有參戰國都只使用常規武器，這樣一場混戰下來，后果也是難以想象的。他寫道，“幾乎不可避免的是，所有主要參戰方的經濟、人口和軍事實力急劇下降。其結果是，幾個世紀來全球權力先是從東向西，然后又反過來從西向東轉移，現在變為從北向南轉移。文明間戰爭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于參戰的文明。”（亨廷頓，1996年）

而中國在這個預測模型中，其實也還是被當作了一個典型的新興霸權，雖然換上了“中華文明”的新瓶子，里面卻還是西方式“國強必霸”的老酒。

綜合上述，可以認為，到目前為止西方學者關于中華文明和中華文明5000年的論述，并沒有發展出什么有價值的思想、得出多少有意義的結論。在理論上既沒有形成基本概念，也沒有建立起基本的理解框架。說來說去，還是沒能解釋清楚為什么中國的崛起會是和平崛起，為什么中國可以如其所承諾的那樣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中國關于中華文明的論述

近年來，中國方面用于說明中國和中華文明自身的話語開始大量出現。官方的正式表述包括：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七十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九十七年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習近平，2018年1月）

“中華文明經歷了5000多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習近平，2019年5月）

“在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中，中華民族一直追求和傳承著和平、和睦、和諧的理念。中國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血脈中沒有稱王稱霸、窮兵黷武的基因。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都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2020年9月）

這些中國話語的出現，為理解歷史上的中華文明5000年和當下的中國崛起，開辟出一條新的理論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