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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導語：“大秦帝國”系列電視劇引發熱議，批評者直指該劇價值觀有問題，在他們看來，秦朝=專制=暴政=獨裁=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黑暗=野蠻=邪惡，所以不能正面宣傳，該劇在官媒上熱播，是“為專制叫魂”，是“美化暴政”。為此，觀察者網特邀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文揚先生對此發表評論，澄清圍繞秦帝國的是非曲直。本文為第一篇。

“大秦帝國”系列電視劇到目前為止已播出三部，分別為之裂變、之縱橫、之崛起。

從2009年底該劇第一部開播，圍繞該劇的意識形態批判即未曾停息，雖然原著作者作了一些公開回應，但批評者并不接受。到了今年，也許是“崛起”這個詞終于惹了大禍，或者是“事不過三”律終于起了作用，就在中央電視臺開播第三部《大秦帝國之崛起》的當下，非議之聲已近于嘩然，不問影視藝術水準，不談劇中情節人物，矛頭直指秦國崛起這個歷史事件，刀刀刺向秦朝制度這一政治論域。

文章標題都很嚴厲：“從大秦帝國的覆滅看專制集權的脆弱性”、“‘大秦帝國’的‘反動性’”、“‘大秦帝國’：中國兩千年專制制度的根”、“不要專制的‘帝國文明’——駁孫皓暉的大秦帝國原生文明論”、“‘大秦帝國’的價值觀問題”、“怎可如此頌秦皇——從‘大秦帝國’看當下歷史敘事的危機”、“這些歷史真相電視劇‘大秦帝國’不會告訴你”、“沒有反思沒有批判，又在為專制暴政叫魂了”、“大秦帝國的‘崛起’模式絲毫不值得稱頌”、“‘大秦帝國’，包藏禍心的毒草？”、“大秦帝國帶我們走進奴隸社會”、“不要yy‘大秦帝國’了，歷史真相是窮民愚民排斥異己分子”、“電視劇‘大秦帝國’在美化暴政”……還有很多。

從題目即可看出，電視劇里演了些什么并不重要，文章作者們也并不關心，哪怕CCTV只放了一分鐘的片花，只打出一行片名，結果是一樣的。反正有了“官方媒體正面宣傳大秦帝國”這一個確鑿事實，也就夠了，他們所需要的那個靶子就立起來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即可浩浩湯湯如山洪一般地傾瀉而出了。

眾多“批秦”文章中，不乏知名學者和著名教授之作，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人們不必區分真假學術，也不必細讀文章內容，所有作者都已一次性歸零。因為當他們不約而同地重復“秦朝=專制=暴政=獨裁=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黑暗=野蠻=邪惡”這一俗套公式時，就已經犯下了低級的錯誤，其文章也從根本上失去了理論價值。

既沒看懂歷史上的秦朝之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意義，也沒明白作為政治學概念的“專制”等術語其確切含義所在，完全被西方自由主義偽學說所誤導、所迷惑，一味跟著別人的調調瞎起哄，卻還自以為是，睥睨眾生，這種無異于指鹿為馬的低級錯誤和坐井觀天的偏仄立場，再大的名氣、再長的文章、再細的論證，也統統沒用。

好在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是這樣，“大秦帝國之崛起”在豆瓣上的評分高達8.9，看來大家都能明白鹿就是鹿，馬就是馬，也很明白井底之蛙永遠看不到天下之大。真正的中國人不會輕易忽視中國自秦朝以來的兩千多年歷史，也從不相信，寥寥幾個不知所云的西方政治學概念就可以概括中國人對自身歷史的理解，就可以割斷中國人與自身歷史的聯系。

回歸事物的本來，道理清晰可見，并不復雜。

《大秦帝國》原著作者孫皓暉

秦帝國本質上是一場反專制的革命

對于偉大的秦帝國，這個早在公元前221年即完成了“六合畢，四海一”統一大業并超前于世上所有國家進行了大一統建設的國家，近現代的中國學者并未給予很高評價，幾乎眾口一詞地套用“君主專制”這個概念來把握。即使很多人也充分肯定實現統一的進步意義，但仍會“一分為二”地強烈批判秦始皇的專制、獨裁和暴政，乃至認定他為此后兩千多年“君主專制主義”的始作俑者，要為中國歷史漫漫長夜般的黑暗乃至近代以來的衰弱落后負責。最后盤點下來，怎么算也是功不抵罪，背負千秋罵名。

《大秦帝國》小說和電視劇的批判者們，毫無疑問都是這種歷史觀的支持者。

首先打破這一定論的，反倒是日裔美國人弗朗西斯·福山，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寫道：“中國西部的秦孝公和謀臣商鞅，奠基了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現代的國家。秦王征服所有對手，建立統一國家，并將秦首創的制度推向中國北方的大部，國家鞏固由此告成。”“說中國發明了現代官僚機構，那是不用擔心的。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憑能力獲選，不靠親戚關系或家族人脈。”

福山顯然是有道理的，作為現代學者，他在觀察視野和知識量上大大超越了中國兩千年來的傳統儒生群體，顯然不會受到他們出于儒家傳統關于秦始皇之評價的影響。在比較了自遠古到今天世界上各種“政治秩序”之后，他確定無疑地認為秦帝國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是所有近現代國家的先驅，甚至楷模。

然而，福山雖然超越了兩千年來的中國傳統儒生，但卻無法超越現代中國那些基于西方自由主義立場的“反秦派”。考慮到他本人堅定的西方中心主義立場，恐怕也照樣會在承認秦帝國的世界政治發展史成就的同時，繼續把專制、獨裁和暴政當作秦始皇和大秦帝國的主要罪狀。

因此，若要完整還原秦帝國的真實面目，還應該超越福山的認識，繼續前行。

首先，若沿著世界政治發展史的路徑繼續考察，還會發現，將“君主專制”籠統地歸為一種壞制度，這個認識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事實上，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在世界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不僅不是代表著黑暗和反動，反而是代表著光明和進步。

道理很明白：因為在近代以來的民主共和制度出現之前，君主專制的對立面，一是貴族專制，二是神權專制。而無論是東方社會還是西方社會，無一不是在歷史發展的某個階段，靠著偉大和英勇的君主，經過長期而艱巨的斗爭之后，終于沖出了貴族專制或神權專制的黑暗時代，過渡到了君主專制，然后才一步步走向了更加光明和進步的民主共和。

在西方，君主專制沖破神權專制這個決定性的進步，最早在15世紀的意大利城邦一點一點開始，而真正的君主專制大國，更遲至17世紀才在歐洲各地出現。而在阿拉伯世界，由于“政教合一”傳統的頑強延續，完全意義上的君主專制直到今天也沒有出現。

這樣比較地看，憑什么說早于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一千多年以上建立起來的秦帝國君主專制制度是黑暗和落后呢？憑什么一邊把15世紀西方的馬基雅維利、16世紀的霍布斯等人奉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先驅，“現代性”的鼻祖，另一邊卻對早于他們整整1800多年的秦國商鞅橫加鞭撻呢？秦國的規模上千倍于意大利城邦國家，秦國的崛起提早西方近代國家上千年，那么商鞅不是應該比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更偉大嗎？其歷史地位不應該排在世界偉大思想者和改革者的前列嗎？中國的學者們為什么不說呢？自己的祖先還指望外人來給出應有的評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