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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溫鐵軍 董筱丹 羅士軒】

“臣以險釁，夙遭閔兇”，這是西晉李密《陳情表》中的第一句，描述我國在1949年建國之初所遭危機也是恰當的。

1949年，靠“農村包圍城市”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權，一方面要面對國民政府遺留下來的私人資本絕大多數囤積居奇的投機風潮；另一方面，在城市經濟不可能短期恢復的情況下，所有文教衛及公交警物等都需要現金開支，卻不可能把發動農民革命參軍和支前的低成本治理的方式照搬到城市。于是，新政權只能以赤字財政維持城市的基本運轉，而在沒有黃金或硬通貨儲備的條件下，也只能大量增發貨幣彌補赤字。

如此，按照現代經濟規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結果就是通脹惡化，直接威脅新政權的生存。這也是很多下層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根植于城市的政權旋即失敗的主要教訓，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屢見不鮮……

今天，我們有如此全面的制造業體系和當年的一窮二白之間，有著強烈的對比關系。中國的工業化到底是怎么起來的？建國初的危機對中國制造業有著怎樣的“催產婆”作用？第一代領導集體如何治理建國初期發生的赤字和通脹互相惡化的危機？以及如何扭轉通脹壓力下城市經濟符合市場規律的“脫實向虛”？如何應對城鄉二元結構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自覺抵制工業品下鄉導致工業化難以推進的矛盾……

這一切，對當今困境化解也很有借鑒意義。

“國初經濟危機”

我們是從清末開始，就通過“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按現在的說法就是“引進消化吸收”等，進入了工業化的早期階段，但是每一步，都跌跌撞撞，很難成功。

1929年到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危機，直接影響后起國家，日本就是這場危機中受影響比較嚴重的國家，進而引發了中日之間的戰爭。

而這個期間，正好是民國政府在二三十年代完成形式上的國家統一，進入工業化疊加城市化的高增長時期，又因為中國不可能向外獲得任何剩余來形成本國資本積累，只能對內。

所謂對內，主要是城市工業從農業提取剩余。

農業產出本來就低，如果過量剩余被城市工業提取，會導致鄉村衰敗，小農破產。國內以農民為主體的階級革命，隨之風起云涌，內憂外患之際，使得國民政府在三十年代開始興起的“民國黃金十年”遭遇到了難以改變的危機。

那時候的那幾代人，無論如何努力，客觀上都沒有條件改變這場內生性危機。

同時，由于民國政權相對穩定后于1935年到1936年改行紙幣制，放棄原有用白銀做貨幣的同時，卻因美國白銀提價而出現白銀外流，遂從1936年開始逐漸陷入通貨膨脹危機。

紙幣是靠政府政治強權賦權的紙介信用，民國稱為法幣（一個國家的法定貨幣，指的是1935年至1948年，國民政府發行的流通貨幣名稱），一般來說，國家政治強權的權力有多大，向紙幣系統做信用賦權的能力就有多大。但因為戰爭需要增加軍費開支等，法幣從發行之初，就不是硬貨幣，隨著財政不斷赤字，政府就得增發貨幣彌補，這個基本矛盾無法改觀。

國民政府1948年有個深化改革，在美國人從來堅持的“美國第一主義”的善意幫助下進行的——政府借入4800萬“美金”作為“金圓券”貨幣發行依據，這就實質性地改掉了原來法幣制的“名義”主權貨幣體系。

但是，這種半殖民地性質的外匯本位的貨幣體系僅4個月就崩潰了，民國長期通脹隨之惡化，使軍費占比達80%以上的高赤字財政不可能再維持，現代金融與現代財政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其軍事上的失敗。共產黨靠小米加步槍的一個連隊，能夠讓上萬國民黨士兵交槍，除了革命軍人神勇之外，還因為國民政府確實沒“真錢”給軍隊發餉了。

中國共產黨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時期主要靠發動農民群眾參加土改來支援解放戰爭，農村根據地沒有條件構建現代化的財政金融來支付農民做出的巨大貢獻。解放軍從村里取走多少小米、軍鞋、門板（擔架），打個借條就可以了。當年戰爭時期給農民打的借條，直到2007年還有兌現。那時，農村沒有現代財政金融，卻能夠靠低成本的傳統農村包圍高成本的現代城市取得革命勝利。

但是，共產黨剛一打進大城市，就立即遭遇到和國民政府一樣的現代化困境——必須每天都要有財政開支才能維護城市管理，民國軍隊被打垮了可以遣散回家不增加開支，但是城市中的工商管理、教育醫療、街道衛生、警察治安……全部要靠現代財政才能維持。

由此，勢所必然地發生所謂“國初經濟危機”。

1949年，新政權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的嚴重財政赤字，雖然比國民政府時期低大約10%，但赤字率仍高達70%左右。新政權為了保證財政開支，也只能增發貨幣。但國民黨在離開大陸的時候把國庫的黃金和外匯全部帶走了，按照教科書理論，這樣發出的貨幣只能是“毛票子”。

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報》報道大批糧、煤運抵上海（圖片來自東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