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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中國第一位社會企業家

【文/ 溫鐵軍】

2018年9月，一位金融人士關于“私營經濟離場”的文章在輿論場上掀起波瀾。中國企業家當然不會輕易相信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說了個“離場論”，就真的“離場”。但是，所謂“離場論”的背景又極其復雜，它的主要問題絕非社會輿論所炒作的國有企業壓制了民營企業，而是民營企業發展中普遍遭遇的資本瓶頸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當代史70年，最初是在“重資本”的工業化過程中，構建了有利于資本不斷增密的制度環境。可是，現在銀行卻形成了大量新增流動性但資金卻貸不出去的情況；近年來縣市級銀行也出現貸存比例的下降。

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因為盡管中國有小型民營銀行，但是由于國有銀行資本金的80%是國家的，從社會存款人的風險厭惡角度看，他們更愿意把錢存到國有大銀行，相對來說保險系數高。但是，國有銀行雖然集中了最大量的流動性，資金卻很難用于私人資本為主的中小企業。這其中機制性的問題在于：越是大銀行，越難以對高度分散的中小企業做信貸業務——因為不經濟。所以中國自房地產調控趨于嚴格以來，就出現M1增長速度高于M2的現象。這些客觀情況意味著中國私人經濟貸款難以在金融體制的結構上獲得支持。

面對這些問題，根本出路還在于民營企業要跟進國家生態文明轉型的宏觀目標，在國家大規模投資基礎建設的基礎上，中小民企可以以低成本創新融入新的生產體系中。在這樣的轉型過程中，中小民企也應參考社會企業的做法，推動社會結構的創新。

本文將從張謇的社會企業實踐出發，剖析作為民營企業家，張謇的思想和實踐對認識和理解當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所具有的參考意義。

一、張謇：中國第一位社會企業家

張謇的偉大之處在于，他開啟了中國近代企業的全新類型——“社會企業”。張謇堪稱中國第一位社會企業家。

張謇所從事的“社會企業”事業主要體現在兩個地方。

首先，大生公司的發展基礎，是與農戶家庭經濟理性的自覺結合。眾所周知大生公司的經營模式是“公司+農戶”，這種經營模式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紗廠與小農家織直接合作；二是把土地整理之后租給棉農作為墾殖基地。這種模式就把農業領域中的原料生產和紡織工業領域中的產業鏈經營方式有機結合在一起。

其次，張謇在1895年籌辦、1896年正式開始經營的大生集團，在其存在的三十年中，一直致力于對南通的地方做綜合建設。張謇所追求的現代化并不是要把農民改造成市民，他是要以社會企業為基礎，實現南通城市與南通人民的整體現代化。

21世紀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后，西方企業界也開始轉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即追求社會企業，或者叫企業社會化。這意味著，企業不再只是把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第一目標，而是要追求人類可持續發展，形成企業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關系。現在我們如果考察各個大型跨國公司，就會發現現在基本沒有哪一家大型跨國公司還像20世紀那樣，或者是像我們現在照搬的經濟學教科書所提出的那樣，僅僅以利潤最大化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可持續發展正代之成為發展目標。

某種意義上，20世紀整個世界的發展都可以說是“粗放的數量型發展”，其所對應的理論體系就是粗放的發展主義理論。這種粗放的發展主義，在霸權國家粗放發展的主導下，導致全球危機不斷發作。今天這個世界正在發生重大改變，對社會企業的強調正在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目標。而張謇在19世紀末抱著“實業救國”目標創辦民營企業，一開始辦的就是社會企業，一開始追求的就是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綜合的可持續發展。

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資料圖）

二、社會企業家張謇的起承轉合

張謇的社會企業在南通的發展有一個“起承轉合”的變化。

先看“起”。張謇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綜合性的，首先是因為他的理想就是“余畢生抱定村落主義”——他不想消滅農村和農民而獨成一己之事。他之所以能“起”，主要是因為大生公司初期利潤高達25%，最高能夠超過50%。當時他面對的主要壓力是官方股本在大生公司的啟動資本中所占比例較高，必須足額支付利潤。但大生公司的資本原始積累很快完成。他為什么可以做到？

分析張謇的經濟實踐，我們可以歸納出兩條經濟學理念：一是全產業鏈節約成本：他做到了全產業鏈在地化，節約了各環節之間的交易成本；二是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他通過把農、工、商、金融多種經濟門類組合在一起，得以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其中，工農融合、城鄉結合的在地化模式非常重要。

這種產業結構保證了大生公司的長期發展。農業沒有獨立出去，變成向工業提供剩余的受損部分；農戶傳統“男耕女織”的土布紡織業保留下來，張謇的紗廠則成為適合農戶織布的中間平臺。在大生，作為原材料的棉花是在自己的墾殖公司生產，紗線加工是在自己的工廠進行，后期的成布則是當地以戶為單位的家庭紡織。大生在南通范圍內完成產業鏈整合，這就極大節約了生產成本。此外，其他諸如物流、倉儲、金融、保險等，各種不同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張謇都在南通當地整合，在南通創造了一個在地化的全產業鏈。

這種產業經濟模式能夠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具有社會企業的制度優勢。今天的社會企業，只要能夠把所有經濟門類裝在一個體系內，幾乎都立于不敗之地。這種社會企業在地化發展模式，應該是張謇的企業能夠經營三十年的重要內在機制之一。

再看“承”。張謇的產業是在地化的，能夠就地轉化企業利潤，優化本地一級市場。大生公司就地轉化利潤的實質是本地資源的資本化，其收入完全回到本地，形成在地資源資本化模式，這是中國企業家首創的社會企業經營經驗。張謇也因此實現利潤就地轉化帶來的可持續性發展。他創辦的教育、醫療、福利和公益事業，所有這些不外乎都是企業獲得在地化綜合性收益的表達。

社會企業的主要特點是支持并投入在地的社會文化的綜合建設，而這種在地綜合建設與大生公司長期發展相輔相成。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教育-實業-公益”三位一體的村落主義推動近代化社區的建設，優化投資經營環境；

其次，貧困地方原本成本極低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就地實現資本化；

第三，通過小農分散耕織與企業相對集約來擴大產業整體規模，形成“墾牧租佃+廠紗戶織”；

第四，多元化形成的產業鏈條和本地市場網絡體系有效節約交易費用，在這種情況下能做到一般均衡；

第五，實業導向的多層次教育促進人力資源就地轉化為企業人力資源。

其后是“轉”。當產業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意味著風險的規模化，每一分資本帶來一分風險，資本的每一份積累都帶來等量的風險集中，風險爆發時就要看有沒有抗御、消化風險的能力。內部風險尚可通過加大內部調整力度來化解，而外部輸入風險則很難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