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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現今在香港頗受爭議的丁權和丁屋，其權利就清晰明確的載于基本法第40條和122條，更是數十萬有丁權的新界居民決不可能退讓的核心利益。

又如棕地，很多香港的反對派人士在抵制特區政府的用地規劃時，往往喜歡泛泛的大談香港有多達42平方公里即4200公頃左右的閑置農地或廢棄工業用地，即所謂棕地。只要善加利用足以滿足用地需求。然而具體到棕地個案檢討修改規劃——轉為商用地或居住用地的必需程序——之時，則又必定高舉反官商勾結的旗幟，堅決要求按高價補地價，反對公私合營，甚至找人發起訴訟拖延進程。造成現下香港多數居民希望開發棕地，特區政府和地產持有者也希望土地轉換用途，然而全港數百幅有意見調整規劃的棕地，卻都泡在城規會和法院里無休無止的爭議。

而且很大一部分棕地實際也并未被真正廢棄，而是做為貨柜堆場、停車場、汽修場等，對香港關鍵性的港口服務貿易具有相當意義，并不好隨便削減。

至于占了全港面積近一半的郊野公園，這不僅是環保團體不容觸碰的逆鱗，也是多數香港居民心中的驕傲，在可預見的將來，如想將部分郊野公園轉為開發用地，需要消耗的政治和社會資源都是特區政府很難負擔得起的，屬于典型好看但不能摘的薔薇。

相比之下，填海造地不僅不存在產權糾纏問題，除了環保因素外，反對派很難找到尋求司法訴訟，拖延項目的介入點。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一次性獲得面積廣大的整片土地，這對于儲備用地極其緊缺的特區來說，目前幾乎是找不到其它替代方案的。

填海本是香港所長，重為馮婦何樂不為

其實香港在歷史上也曾是填海造地的大戶?，F在香港約6%的土地就是由人工填海而來的，總面積有約7000公頃，占了香港已開發土地的四分之一。在這些土地上容納了27%的香港居民，以及多達70%的香港商業活動。旺角、油麻地等商業鬧市，先后兩個主要機場啟德機場和赤臘角機場，曾名列世界第一的葵青碼頭區，以及荃灣、沙田、屯門、大埔、將軍澳和東涌六個新市鎮（香港戰后一共發展了9個新市鎮），都全部或部分依賴于填海取得發展土地。

但從1990年代中期，香港的環保運動興起，開始出現強大的反對填海力量。1995年香港“保護海港協會”成立，1996年該協會征得17萬個公眾簽名，壓力政府擱置了青洲填海計劃。同年該會呈交《保護海港條例》給時任港督彭定康，該條例在1997年6月最后一次立法局會議上通過成為香港法律。

回歸后香港反對填海的風氣更盛，特區政府不得不放緩了多項填海計劃。尤其是2004年，保護海港協會在香港終審法院上推翻了灣仔北填海計劃。香港法院并確立填海三原則，即必須有迫切及凌駕性的當前需求；沒有其他可行辦法；對海港的損害減至最少。受此影響，在2004年后香港的填海規模急劇縮小，到2010年以后更幾近于可有可無之間。

香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也指出，香港目前可供開發的土地資源稀缺，并因此導致房價飚升，很大一個原因是十多年來香港填海規模和速度明顯放緩。

對比與香港條件最為相似的新加坡，現有土地的22%是由填海而得，總面積達140平方公里，足足是香港的兩倍，且未來仍有大規模的填海工程，計劃到2030年將新加坡的土地面積擴大到776平方公里。

而另一個最常被香港人提及對比的城市上海，所轄的崇明島在建國初只有不到600平方公里，但經過幾十年堅持不懈的圍墾，現在面積已經超過1200平方公里。1990年代以后，上海的圍墾更加提速，幾大代表性的基建項目如外高橋港區、浦東國際機場、洋山深水港，用地主要都來自于填海造陸。而上海東南的臨港新城，更曾以133平方公里的填海計劃名列世界上最大的填海項目（后來排名被面積三倍的唐山曹妃甸填海項目代替）。

再加上中國前兩年在南海南沙島嶼上展示的“鬼斧神工”，更證明了即使大嶼山海域的水深較深，本身又是離島，但從技術上說，建設上千公頃的大型人工島并沒有任何難以跨越的障礙。即使香港本地企業的儲備不足，聘請外腦、采購或租賃專門設備也毫無困難。

而在資金安排以及財務可行性上，香港發展局局長黃緯綸在回答提問時指出，現在香港填海的成本大約是每平方尺約1300-1500港元，則初步預估一期約1000公頃土地的造價是一千多億港元，而特區政府不久前公布截止上一財政年度，特區的財政儲備達到11029億港元，而且整個填海工程歷時以十數年計，撥款自然也是分期分批撥出。盡管在交付開發之前應當還有巨額的基建費用支出，特區政府也完全有財力承擔。

林鄭型“八萬五”是喜是悲？

多年來，香港“居不易”始終是香港社會最突出的民生矛盾。多數特區特政長官對此也都竭盡所能，然則各種因素制肘下，一直難以扭轉反而愈加惡化的趨勢。林鄭月娥應當是吸取了前任的教訓，在上任第二年，本屆特區政府沖力尚足的時候就放出了勝負手。

與其徒勞無功的追求說服反對派和各種利益集團以香港大局為重，實務卻停滯不前，以至民眾愈見失望，施政資源更加困窘，還不如哪怕暫時頂著所謂強烈的社會反對聲浪，在確實認真推敲過得失利弊之后，毅然推動重大政策，反而也許更容易得到香港多數民眾的理解和支持。當年，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八萬五”計劃功敗垂成，很多港人對董一度深懷不滿，但如今香港的俗語里卻多了一句“做人不要忘本，買樓要謝董先生”。經過那一段教訓，認為香港市民仍然和十多年前一樣，仍舊會被某些利益集團操縱輿論隨意擺布，就未免對香港社會的修復能力太過于悲觀了。

當然，“明日大嶼愿景”也并非是完美無缺的規劃。以筆者看來，其最大的弱點就是收益期太長。按現在的方案，第一批住宅最快也要到2032年才能上市。雖然在計劃通過并進入實質工程階段后，持有大量土地或物業的開發商應當會受到提前拋售的壓力，但在中短期，或者說在她本屆剩余的任期內，大嶼山的遠水還是難解香港普通居民，尤其是首次置業的年輕人連“上車盤”都負擔不起的渴求。設身處地的換位思考，等待十幾年后再一次性解決，于他們來說實在是有些望梅止渴了。

為香港未來三十年開發足夠的土地儲備固然是特區發展的長久大計，但要護送大填海計劃沖破各種阻礙，真正不可逆的成為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超級工程。林鄭月娥恐怕還必須采取更多堅定有力的中短期措拖，例如，尋找合適機會，啟動征收粉嶺高爾夫球場的程序，以回應香港居民當下對于高房價壓力的焦灼心態，贏得多數市民的更大信任。如此，中短期應急措施，與數十年的長期策略互相呼應，持之以恒的標本兼治，才能有望終結香港的“地產霸權”，林鄭月娥也能在香港的歷史上就此留下濃墨重彩的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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