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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另三大支柱產業的榮衰，香港就絕不可能那么輕松了。金融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既是全港數十萬專業精英人士事業所系，是特區的主要財政來源之一，也維系著香港國際大都市、金融和工商業服務中心地位，維系著香港現在高度發達經濟體的收入水平。貿易及物流行業不僅是香港規模最大、雇員最多的產業，近年占了全港GDP的約25%，雇用員工人數占總就業人口的21%左右。而且更是包括金融和專業服務業在內的，整個香港經濟競爭力的根本基石——從歷史經驗上看，重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都必須依托于強大的經濟腹地才能穩固。對于香港來說，只有借助樞紐港的地位，將珠三角乃于全國納入自己的經濟腹地范圍，才能支持起自己作為主要國際金融和服務中心之一的體量。

所以，現在香港港的相對地位不僅遭到多個內地港口反超和緊追，甚至絕對運輸量也呈連續下降趨勢，這其實是一件很嚴重的警訊。中國或者至少華南貿易樞紐港的地位是香港不容有失的根本，甚至比其最引以為傲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加重要。畢竟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隨著實物貿易流的轉移，跟隨客戶和市場的各種專業和周邊服務貿易，或早或晚必然會追隨而去，這是人類經濟史上無法違抗的規律。

事實上，先例已經產生了，只是早前很少人會預料到，第一批倒下的骨牌居然是文化產業。香港文化產業在80-90年代對整個中國流行文化曾經是統治性的，現下社會中堅的整整一代人幾乎都是完全在香港文化產品的薰陶下長大的，基礎好的令人艷慕。可近幾年從影視、到音樂、到小說動漫，在所有細分領域下，比較純粹的“香港出品”都急速萎縮到了無足輕重的地步。即使少數人擅長并愿意與內地合作，可最后除了幾個明星人物的招牌外，還剩下了多少香港的份額也都要打個大大的問號。就像現在正火熱爆棚中的《美人魚》，主要的資金來源、發行公司、大多數演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后期制作公司都已與香港沒什么關系了，當然也就對香港經濟做不出多少真正的貢獻。

文化產業已經倒下了，是否會有下一張牌乃至更多跟著倒下？應該說，梁振英這屆特區政府其實意識到了潛伏的危機，在2016年度施政報告里，可以看到他們從扶持影視、創意文化產業，到科技型創業、到“再工業化”的嘗試，林林總總提出了許多設想。更把抓住國家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機會，推動香港經濟與內地加快進一步融和，作為最重要的新增長點開拓方向。

香港港口

成亦自由港，敗亦自由港？

然而，由于香港社會整體上極度推崇所謂“小政府”體制，一貫相信由市場自發調節經濟結構才是好的。特別在立法會中存在著強大的反體制性反對派，更處處為反對而反對，特區政府受種種牽制，無論在財力物力上，還是在對社會的動員說服力上，都不足以引導香港以全面轉型升級。

而且在香港內外一直存在著一種看法，認為香港最大的比較優勢是香港的法治精神和繼承的英美國系法律制度。只有憑借與內地制度的截然不同，與西方尤其是英美系法律、規范上的相近，和內地進行差異化競爭，才是香港經濟長期安身立命的本錢。受此影響，很大一部分港人對特區政府推動與內地更深度融和的苦心，反而有著相當的抵觸和反對。

筆者并不否認香港的法制程度仍然值得內地學習，也無意貶低香港現行的法律制度。但卻越來越傾向認為，實際上對香港現行制度的過度迷信和原教旨主義化，可能已經成了誘使香港陷入長期慢性衰退的主要危險。

以往多數對此的擔憂，往往都是顧慮兩地基本制度不同而引發沖撞。這點不幸已經被近一年多來香港明顯加劇的政治風險證明了。不過到目前為止，香港的政治風險還是可控的，除了對旅游觀光及相關產業以外，其它產業受到的直接沖擊不大。然而對于香港經濟來說，更大的麻煩正在浮現，而且來源根植的更深。

先看一個例子：由于零關稅政策執行，2015年1-8月，中國進口啤酒36.31萬千升，同比增加65.7%。而廈門自貿區海滄保稅港區，已經成為今年全國啤酒進口量最大的集散地。“我們線上的零售價格甚至比香港還要低10%，今年不少國內消費者更愿意選擇網購、深圳保稅店而放棄香港購物。”——某海淘網站廈門站店長。

在這個例子中，香港并沒有做錯任何事，但還是丟掉了原來占有的市場份額。而這種事例絕不僅是在進口啤酒上發生著。

作為一個緊鄰內地的單獨關稅區以及自由港，很多年來，香港從自身的這種法律定位中獲益無數。對絕大多數商品零關稅的政策，以及當年中國最優質的航運和物流設施，吸引了大批企業和商人將香港作為自己商品打入內地的跳板。這些多企業、商人集聚在香港，這么多商品經過香港流轉，造就了香港物流與貿易中心的地位。也正是在為巨量的貿易和物流服務的基石上，香港的專業服務和金融產業也漸漸積累起了現今的家底。

但近年來，世界各經濟體間的主要貿易保護手段已經從直接的關稅轉移各種非關稅壁壘，香港憑借自由港減免大多數商品關稅的傳統優勢越來越小，而不同關稅區間人員和商品互相流通不便的弱點卻在迅速放大。以上例的進口啤酒為例，從香港轉口至少要多辦一次海關手續，而利用國內的自貿區為基地，不僅流程上更為簡單，物流時間和距離更短，能夠進一步壓縮成本。而且由于同在內地，對客戶意見的反應速度，以及能夠實際提供的服務內容和范圍，也都具有更好的優勢。于是這個市場的份額在競爭中逐漸向內地轉移，也就實在不足為奇了。

雖然這兩年全球貿易形勢相當困難，但中國通過與諸多經濟體簽定了自貿協議，加上增設和擴大自貿區主動擴大開放，實際貿易量仍然保持著增長。內地主要港口的吞吐量也繼續保持著穩定上揚，唯有香港港卻連續大幅下降。內地貨物進出口貿易加速本地化的趨勢可以說已經非常明顯了。

而正如歷史上其它地方發生的，在實體經濟發生轉移后，雖然可能有一個滯后期，但相關的金融和專業服務產業終究會隨著生產、貿易和物流的轉移而轉移。尤其是內地與香港的CEPA協議更打開了香港專業人士直接在內地工作的通道，現在香港專業人士中“北上”已經蔚然成風。而之所以是人員“北上”，而非生意“南下”成為主流模式，除了顧客天然有“懶惰”的權利外，香港與內地間往來方便程度完全落后于時代，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以深港間陸路口岸為例，至今為止仍只有皇崗一處實現了24小時通關。而港深高鐵通車尚遙遙無期，即使通車后，能否實現一地兩檢充分發揮效用，也還是未知數。這種交通的不便，加上內地與香港間人員往來的單向限制，導致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北上”壓倒“南下”恐怕仍然會是各種兩地間專業服務貿易上的基本形勢。于是很諷刺的，原意更多支持香港的政策、給予香港居民的“特權”，反而在加速促使香港的專業服務產業繼制造業后，也在走上空心化的道路。

至于香港如何避免這種前景，答案其實很簡單，排除激進分子的干擾，加大加快特區與內地進一步深度融合，甚至實現近似“歐盟共同市場”式的統一市場。沒有廣闊經濟腹地可恃的貿易、物流、服務和金融中心，終究難以避免退居二線城市的下場，而有強大經濟腹地支撐，連小漁村也能成長為光彩炫目的東方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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