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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泰國反政府示威者開始正式實施“封鎖曼谷”行動，“封城”行動將持續二十天，直至2月2日大選。反對派宣布，除非看守政府總理英拉交出政權，他們將迫使城市交通中斷，政府機構關門，整個曼谷陷入癱瘓，而支持現政府的“紅衫軍”也計劃將在泰國多個地點發動集會以對抗反政府示威者。據悉，在“封鎖曼谷”行動前夕，軍方領導人巴育將軍的態度“不透明”，即將發生軍事政變的消息在整個泰國瘋傳。而“封城”尚未開始，曼谷已聞槍聲，數名持槍分子于11日向示威者開槍，打傷7人，泰國兩派的政治對決掀開了新的一幕。

面對嚴峻的局面，泰國現任總理英拉表示：她不能在此時下臺，舉行大選是必要的，政府不可能在沒有下議院的情況下治理國家，而她又表示已經準備好在軍方的調解下，與反對派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員會進行會談。就在不久前，國審計長公署致函國家選舉委員會，批評2月2日舉行大選是浪費金錢。泰國反貪委員會本周宣布將檢控308名現任及前任議員，當中大部分來自英拉領導的執政為泰黨；一名憲法法官則在前日批評政府興建高速鐵路的決定。在這個節骨眼上，多個自稱中立的官方機構在這個時候突然將矛頭指向看守政府，其目的顯然不問可知。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自從2001年2月，當英拉的哥哥他信當選為泰國的23任總理，執行有利于泰國中部和北部農民及城市下層貧民的政策以來，代表城市中產階級及南部居民利益的反對派便屢次發動游行。在2006年3月的大選中，以民主黨為代表的反對黨號召支持者投棄權票來抵制大選，使得不少選區的被選舉人無法得到百分之二十的最低票數，議會里出現大量的空缺，迫使已經在議院贏得多數的他信辭職。隨即當時的泰國憲法法院宣布選舉結果無效，軍方發動政變，解散了當時的泰愛泰黨。其后泰愛泰黨員多半加入人民力量黨，沙馬應邀成為黨首，并于2007年12月當選為泰國總理，而泰國憲法法院以2008年9月以沙馬在當選總理后主持烹飪節目違反憲法，剝奪其總理職務，他信的妹夫頌猜接任總理。2008年12月，泰國憲法法院又一次根據2007年大選舞弊案作出判決，宣布解散執政聯盟中的人民力量黨、泰國黨、中庸民主黨，禁止上述政黨執行委員五年內參政，時任總理頌猜失去了繼續擔任總理的資格。

從過往所發生的事情不難看到，每當泰國城市底層居民和中北部農民利用自己人數的優勢選舉能夠代表自身利益的政黨上臺時，泰國中產階級總是會利用自身在組織程度、教育程度、經濟資源、話語權等方面的優勢，采用各種合法或者不那么合法的手段迫使其下臺，以繼續確保自身的優勢地位。今天曼谷正在發生的一切，不過是近十年來不斷上演的一場老戲罷了，劇本是老樣子，連演員都是親戚。

中產階級鼓吹民主并不是想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而是想要回到“過去的好日子”

一般來說，人們總是將受過良好教育、生活優裕的中產階級與民主政治聯系起來，認為中產階級是民主的真正推行者和捍衛者，要想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社會，第一步就應該盡可能的擴大中產階級的數量，建立一個穩定的橄欖形社會，但這種論斷和泰國正在發生的一切相沖突，這又是為什么呢？

二戰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陸續建立了所謂“橄欖形”社會，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流人口，像日本干脆自稱“一億總中流”，即全民中產（日本的總人口也就一億左右）的意思，在政治上也實行了全民普選制。的確，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化與中產階級的普遍出現有一定的關聯，但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與像泰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并不是一回事。

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已經成為了社會的主流人群，民主普選制度成為了他們保護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而在泰國，中產階級在全國總人口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如果說他們在曼谷、清邁等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里還可以憑借其經濟和教育上的優勢有相當的影響力，而在泰國中北部廣大的農村區域，以中產階級為主要支持者的民主黨的影響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也是雖然泰國軍方和憲法法院屢次采用軍事政變、解散政黨、禁止其參與政治等辦法打擊對手，但只要還是一人一票的民主普選制度，代表普羅大眾利益的他信一家人就總是能屢仆屢起，一次次贏得大選。所以只要不改變泰國中產階級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就無法改變其對民主普選制的態度。誰又會喜歡參與一項自己注定會輸的游戲呢？

那么是否隨著泰國經濟發展，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中產階級人數在全國人口中占到一定時，他們就會改變對民主普選制的態度呢？在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由于其較高的收入和體面的生活，他們普遍希望社會穩定政治民主，因為這可以使政府更好保護他們的利益，從人數上中產階級遠遠超過資產階級，而底層的普羅大眾雖然人數更多，但由于不少是沒有選舉權的非法移民或者經濟教育水平的緣故，一般來說，他們很少有足夠的閑暇和熱情參與到政治生活中來，也很難在社會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也就是說，即使在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支持的穩定和民主其實只是這樣一種“穩定”和“民主”——自己所在階層能夠高踞普羅大眾之上的那種“穩定”和“民主”。

但經濟生活是有周期性的，當處于經濟波峰時，自然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經濟陷入低谷期，企業家自然會采用各種手段壓縮成本，減小生產規模，以減少損失熬過危機；而普羅大眾也會因生活所迫組織起來爭取自身的權益，甚至要求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由于中產階級并沒有掌控生產資料，此時他們與雇主的博弈地位其實是很脆弱的，而且他們的薪水較高，往往首先就會成為減薪和裁員的對象，其生活水平必然大幅度下降，甚至淪落到普羅大眾的水準。

這個時候，雖然他們從經濟上已經到了普羅大眾的水平，但仍然保有中產階級思想。換句話說，中產階級就好像成語故事里的那位葉公一樣，平日里雖然大聲疾呼民主的到來，可是真當普羅大眾起來爭取自身的權益，要求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時，這些現代的“葉公”們就會被嚇得鉆到床鋪底下，詛咒那些骯臟的泥腿子竟然敢弄臟了通往權力殿堂的大理石臺階。中產階級鼓吹民主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恰恰相反，他們只是想要回到“過去的好日子”，重新能夠回到普羅大眾之上、企業主之下的位置。他們的拳頭不是揮向裁員的企業主，而是揮向那些把他們擠下或者企圖把他們擠下原先位置的人。

在泰國，這些人是本國的農民和無產階級；而在美國、日本、西歐等全民中產的發達國家眼中，“這些人”則是崛起的中國大陸。所以當中國大陸剛剛改革開放時，成為香港和臺灣商人賺取利潤的市場和工廠車間的時候，港臺還會高唱“我的中國心”、“龍的傳人”，而當大陸崛起了，與臺灣簽訂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觀察者網注），放開自由行，港臺的資產階級賺的盆滿缽滿，中下層卻越發民粹起來，原因無他，過去的窮親戚居然要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而已，這還了得，自然要和他們明爭暗斗，只是這樣做能不能回到過去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