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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的外交和國防政策機構已經承諾，將把奧庫斯聯盟置于澳大利亞未來數十年內安全政策的核心位置。這份承諾始終飽受爭議，當“交易”向全世界公開了幾個月后，其背后的戰略與現實意義開始瓦解。在戰略與現實層面，疑慮與風險是相互交織的，因為如果一項計劃在執行層面問題重重，或者風險極高，這將不可避免地引發對其原始戰略意圖的懷疑。說白了，如果一項計劃無法在避免重大風險或機會成本的前提下實施，那么其戰略價值本身就值得懷疑。

從戰略層面來說，目前出現的質疑是奧庫斯聯盟將在多大程度上削弱澳大利亞的主權。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員喬納森·卡維利（Jonathan Caverley）最近指出，“澳大利亞以及未來將加入奧庫斯聯盟的任何國家所付出的代價不僅僅是美元，也包括國家的獨立自主。”

他接著表示：“無論奧庫斯協議紙面上怎么說，迄今為止產生的唯一實際成果就是澳大利亞砸了至少5億美元——相當于把錢扔進火坑——來示意它在安全領域徹底依賴美國……”

2022年3月，美、日、澳舉行海上演習，外媒稱奧庫斯聯盟正討論邀請日本加入 圖自：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會關于奧庫斯協議的內容是否現實，以及這筆交易是否會耗盡美國自身對潛艇戰力的未來需求等辯論，進一步強化了上述觀點。目前，對于美國是否具備能滿足自身需求的軍工制造能力尚且存在疑慮，更不用說替澳大利亞制造潛艇了，而這正是奧庫斯協議的核心內容。所幸之處在于，一些人指出，在最急迫的時刻，美國可以事實上接管這些賣給澳大利亞的核潛艇，并指揮它們在任意戰區進行作戰部署。

最近，美國削減了明年用于潛艇項目的軍費預算，這令澳大利亞的一部分奧庫斯協議擁護者們手忙腳亂，他們試圖打消公眾對于美國承諾或協議可行性的擔憂。但是，協議的實施過程中存在風險這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卻始終揮之不去。研究學者布倫丹·奧康納（Brendan O'Connor）、勞埃德·考克斯（Lloyd Cox）和丹尼·庫珀（Danny Cooper）詳細討論了一系列領域的戰略不確定性，包括對于長期層面的美國政策穩定性與承諾有效性的“押注”。前澳大利亞潛艇部隊成員、聯邦參議員雷克斯·帕特里克（Rex Patrick）最近對擬議的潛艇項目相關風險做出了不留情的評估。他甚至不需要通過質疑戰略價值就能證明，整個協議背后體現出嚴重的“天上掉餡餅”式思維。

這樣的思維顯然會導致現實后果。而這些后果會制約澳大利亞在處理對華關系中的“行動空間”。2023年的一次評估發現，澳大利亞國防軍“并不能完全遂行其任務目標”，而奧庫斯協議則是對國防軍進行更廣泛改革的一部分。這一認識是基于二十年來累積的政策失敗所形成的，期間，澳大利亞捍衛主權的能力與整體國防實力都在不斷被削弱。

在2000年的《國防白皮書》中，最優先考慮的問題是“有能力在不依賴其他國家作戰部隊的情況下保衛澳大利亞”。到了2023年，官方做出妥協，承認澳大利亞只有依靠美國才能滿足自身的防衛需求。從現在開始到2040年，澳大利亞的防務都要依賴美國。澳大利亞國防部前高官麥克·斯克拉夫頓（Mike Scrafton）最近擔心，奧庫斯協議下核潛艇交付日期的推遲會進一步增加風險：

“如果二手的弗吉尼亞級核潛艇采購泡湯或者推遲兩到三年交付，澳大利亞在未來20年內都無法具備有效防御周邊戰略水道的能力，或者維持一支有戰斗力的潛艇部隊。澳大利亞沒有獨立承擔防務的替代方案。”

在這種條件下，從狹義的國防政策角度來看，澳大利亞自主行動的能力受到了嚴重限制。澳大利亞正在依賴他人，而影響他人的能力十分有限。這些客觀條件可能會導致澳大利亞從一個次級帝國主義國家轉變成美國的附庸。無論有意還是無意，美國有限的軍工制造能力都會限制澳大利亞在亞洲地區自主行動的能力范圍，除非澳大利亞愿意回過頭來解決外交與國防政策中的核心矛盾。

那么問題來了，對這些矛盾的反思需要哪些必要條件？某種程度來說，這些條件與歷史有關，涉及到澳大利亞作為一個長期持排華意識形態的殖民定居地的經歷。戴維·沃克（David Walker）在分析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澳大利亞看待亞洲的態度時稱之為“一個焦慮的民族”。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界的老前輩、已故的艾倫·金格爾（Allan Gyngell）談到了澳大利亞對于“被遺棄的恐懼”。目前，這些因素限制了澳大利亞政策研究機構的反思空間，不僅僅是涉及中國的問題，也包括澳大利亞在亞洲所扮演角色的問題。

澳大利亞能否克服因地理位置引發的焦慮？澳大利亞是否有足夠的勇氣與想象力在地區權力結構中塑造自己的角色與地位，并克服被“偉大保護者”拋棄的恐懼？中國能否在創造“第三空間”方面發揮作用，讓澳大利亞能夠探索這些更多立足于區域整體性視角的可能性，而不是局限于雙邊關系的繁文縟節？

因此，隨著王毅外長出訪澳大利亞、中澳貿易關系的正常化與外交往來的穩定化，那些持續塑造著澳大利亞對亞洲與中國立場的、未能挑明的議題依然在潛移默化地醞釀著。澳大利亞需要開創參與地區事務的新空間；中國有能力促成這些新空間的開辟——使澳大利亞擺脫兩根歷史性支柱設定的框架限制——最好的實現方式是從多邊角度出發。

正常化的外交交流是邁出了有益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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