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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史蒂芬·科恩記述到，當時美國的流行的看法是，“自從蘇聯不復存在以后，俄羅斯成了一個有意愿，也有能力作為美國復制品的國家”。克林頓的嘲笑較為直接，“俄羅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國，只是非洲的布基納法索”。對于自己的豐功偉績，里根沾沾自喜——“自由是管用的”。

1989年底，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37歲的普京還是一名駐扎在東德德累斯頓的克格勃軍官。柏林墻倒塌時，周遭的抗議者簇擁著科爾總統在他的駐地門外齊聲高喊統一，彼時的普京正沉穩地把敏感文件鏟進火爐內銷毀。此前的六周，他一直在做這件事；此后的幾年時間里，他眼見著自己的祖國遭遇解體、備受侮辱、失去全部的法理保障，陷入民族精神的虛無。他的名言由此而來：蘇聯的垮臺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一直以來，普京對于自己記憶中的這段悲劇般的民族敘事耿耿于懷。2016年9月，他在會見國家杜馬當選政黨負責人時談道：“蘇聯完全不需要分崩離析就能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蘇聯能夠進行改革，包括民主性質的改革……這樣做，對與不對？ 讓歷史學家去說吧！ ”就在本次大選期間，3月2日，當普京在“真相與正義媒體”論壇上被問及“如果有機會改變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事件會選擇什么”的時候，他當場表示，希望防止蘇聯解體。

在20世紀，這場俄羅斯民族的悲劇最終未能避免，近1/3的領土和半數人口遭到離散。不同于福山，在美國的政治學家喬維特看來，自由主義遠算不上取得最終的勝利，世界不過從具有相當確定性和清晰邊界的“約書亞時代”，走向了一種渾沌初開的“創世紀時代”，這是“一個再次失序的世界”。在俄國的歷史上，每當前行的命途面臨險阻，總會適時地涌現出偉大的政治巨人。20世紀的最后幾天，普京站到了歷史的臺前。

沒有葉利欽，也就沒有普京的現在

三、新千年的普京與俄羅斯

普京與俄羅斯攜手邁入千禧年。他的第一份演說是《千年之交的俄羅斯》——“我們正處于數百年來最為困難的一個歷史時期。大概這是俄羅斯近200-300年來首次真正面臨淪為世界二流國家、甚至三流國家的危險”。這篇演講連同2個月后的《致選民的公開信》、半年后的國情咨文一起，構成了普京的“俄羅斯新主張”。

在普京看來，高壓的意識形態、復舊的保皇主義、西方的自由主義都不適合俄羅斯，國家的復興必須扎根于傳統價值觀的權力集中主義。他在執政首年開門見山地把自己的想法說的非常明白，“俄羅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個超級中央權力集中國家，這一點已深深地根植于俄羅斯的遺傳密碼、傳統及其民眾的思想之中”。自由民主改革并不適合俄羅斯的國情，俄羅斯應實行一種有領導、有秩序、有限制的權威政治改革。

這一改革是俄羅斯的內政事務，是“用20年建立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的絕對基礎；這一過程也必然伴隨著陣痛與虛弱，不能夠有任何人破壞這一進程。為了給俄羅斯創造最大限度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普京開始主動舒緩與西方世界的緊張關系。

9.11事件后，普京是第一個打電話給布什總統的外國領導人，他在國內壓制了對美強硬派，默許了美軍對其傳統勢力范圍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的進駐，最大限度地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與此同時，俄美削減戰略核武器的談判順風順水，俄羅斯與北約之間也建立了新的制度性聯系。普京的俄羅斯在這個新生的世紀里對于曾經給他帶來悲劇記憶的外部世界沒有任何惡意。

然而事情很快陷入那個俄羅斯帝國永恒的悖論。2003年，當布什繞過俄羅斯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進軍伊拉克，不安全感與其所催生的現實主義在一夜之間重回克里姆林宮的政治信條。這以后是接連而至的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北約在俄羅斯最為緊張的邊境線地帶一步步逡巡東擴，人們逐漸想起北約第一任秘書長伊斯梅勛爵的那句名言——“讓德國人躺下、美國人進來、俄國人出去”。

幾乎就在一瞬間，這種糟糕的節奏喚醒了俄羅斯最為不快的記憶。這是帝國重筑的虛弱時刻，俄羅斯需要時間和空間，而在彼時，他們抵御外部恐懼的唯一方法只有重新回到那個悖論里面去——反抗、擴張。正如普京所言：“俄羅斯熊認為，它自己是原始森林的主人。熊在森林中所占據的自己的地盤絕不會讓給別人，所有人都應該清楚這一點……俄羅斯不會做沒有爪牙的絨毛熊”。

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普京發出了對抗西方壓迫的最具革命意義的宣言，他嚴厲批評了美國干涉他國內政、推動北約東擴、試圖建立單極世界的戰略政策。2014年的瓦爾代俱樂部年會上，普京再次批評美國的法律虛無主義和單邊霸權。

那一年克里米亞的“入俄”儀式上，普京直接指責西方社會“臭名昭著的遏制政策已經持續了三個世紀之久”，按照這一時間進行計算，普京把對于凱南的憎恨向前延伸了近兩百年，直至彼得大帝在1710年左右為了波羅的海出海口掀起的北方大戰，那是俄羅斯帝國第一次向著外部世界強加給自己的地理界限發出征伐，普京憤怒地指出，“他們想把我們掃進角落！”

按照普京的國際理念，新世紀的和平應該以大國協調的多極體系予以維系，他在演講中反復表明俄羅斯對于外部世界并無惡意，但美國所推崇的那種單邊主義無法帶給俄羅斯所熟悉的安全感。自葉卡捷琳娜二世以來，俄羅斯一直是世界事務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七年戰爭、拿破侖戰爭、兩次世界大戰。

2013 年，當俄羅斯成功介入敘利亞化武危機之后，普京深入論證了這一點，“縱觀歷史，俄羅斯的參與總是對維護持久和平至關重要——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如此，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亦如此。相反，俄羅斯的缺席是1919年凡爾賽和會失敗，以及二戰爆發的主要原因”。近年來，普京多次表示，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排斥俄羅斯參與的企圖，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烏克蘭的不穩定。

普京的反抗并非僅僅在為俄羅斯的戰略文化辯護，某種程度上，也表達了對美國的善意規勸。普京的理據十分充分，“美國人或許以為他們在推廣‘民主’，但實際上他們是在更多的地方造成混亂”。科索沃、埃塞俄比亞、海地、埃及、利比亞、烏克蘭、敘利亞，在以上很多區域，美國人不僅撞得灰頭土臉，而且事情的結果也往往與其最初的戰略設定大相徑庭，“如果阿薩德必須卸下總統位，那么誰能取而代之呢？如果你沒有為可能的后果做好準備，就不要摧毀別國的政權！”

然而在功利的克林頓政府、極富進攻性的布什政府和剛愎自用的奧巴馬政府時期，普京的規勸不起任何作用。美國人似乎很樂于跳入自己挖下的一個又一個陷阱，只是為了單純地誘拐俄羅斯在自己的戰略腹地不斷分散精力。

俄羅斯的軍費開支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很長時間以來，普京一直小心地分配著自己有限的權勢輸送能力，在很多關鍵區域最低限度地維系必要的角色存在。盡管如此，很多時候普京還是需要威懾、恐嚇和怒吼來表達強硬姿態，制造出一個又一個克里米亞共識來凝聚民眾支持度和政府合法性。與此同時，悄悄地削減北極、外太空等很多前沿領域的研究項目經費，烏克蘭問題也已經連續三年沒有出現在政府的國情咨文里。

當前的美俄關系是雙方在后冷戰時期反復的松弛-緊張、收縮-擴張、猜疑-試探-對抗-緩和過程中畸形互動的結果，從布什第一次和普京會面時感到“能夠看到他的靈魂”，到奧巴馬將俄羅斯和埃博拉病毒并列為全球威脅，兩國關系在最開始經歷了短暫的愉悅后，此后再未回到普京所期待的節奏里。所有人都急于呈現自己，不會有人愿意再浪費時間去傾聽普京陳詞濫調般講述自身的不安全感，奧巴馬在2014年的一次講話里自信地表示，“現在我們真的不太需要喬治·凱南了”。

這種無視是對俄羅斯最大的侮辱，很長時間以來，普京所需要的無非是一個平等的多極地位；如若這一點無法做到，至少要理解并尊重俄羅斯，換句最為簡單的話——“必須看到我！”在本次大選前的國情咨文里，普京在大肆炫耀俄羅斯最新武器裝備之后，在結尾處狠狠地說到，“過去沒有人聽我們說話，現在我可以說，你們給我聽著！”深刻地傳遞出了過往20年時間里，普京心底積蓄的反抗和憤怒，俄羅斯的尊嚴和權利沒有被正當對待，三任美國總統都不同程度做出了華麗的無視，他們應該對此付出代價。

2004年第一次獲得連任的普京

四、特朗普與普京的2018

在某些西方人看來，普京的報復也許正是換掉美國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