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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一鳴】

最近的一周之內，特麗莎·梅完好地履行了她的個人承諾：下議院否決了議會對英國脫歐協議擁有最終發言權的提案，并且同時否決了上議院的脫歐法案修正案。

16日上午，女王從唐寧街遞來的小紅箱中取出了幾張即將決定英國命運的A4紙，輕輕簽上自己的名字。最終，英國正式啟動脫離歐盟的程序，這個國家正在如愿重新回到18、19世紀的那種渴望已久的自由。

保持與歐陸關系的一種曖昧不明是英國幾個世紀以來歷史習得的一項重要傳統。這項傳統深植于一種舊時代的帝國信仰，即英國的安全、利益和外交應該展現出一種普世意義的全球關懷，而非僅僅維系于歐洲。帝國的野心與信心愈發豐滿，這種刻意的疏遠便會更加明顯。

作為西方近代自由精神的源生地，英國長時間以來對于任何具有束縛性觸感的契約帶有一種本能的提防。為了避免深陷歐陸中心地帶幾個世紀以來紛雜細碎的權勢纏斗，英國總是在徹底孤立與離岸平衡之間小心搖擺，除了幾次不得不參與的體系性大戰，從未多踏出過任何一步。

即便是在二戰結束的第二年，當丘吉爾以畢生名望在蘇黎世發表演說呼吁建立歐羅巴共和國時，他在力勸法德之間建立互信，凝聚各國向他設想的新歐洲邁進的同時，仍然極有保留地宣稱，英國、英聯邦不過是同美國、蘇聯一道，成為這項計劃的“支持者和贊助者”，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與歐洲在一起，但并非其中一員”。

這項傳統因以繼續沿襲。1974年，哈羅德·威爾遜開創性地將國民對于英國與歐洲距離的爭辯定量化，決意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全民公投。在那段時間里，作為英國思辨精神的圣地，牛津大學充滿了沸騰的年輕夢想，有關英國外交和安全的政策辯論遍布街頭巷尾。

在壓倒性的男性荷爾蒙氛圍里，一名來自圣休斯女院的姑娘被這種政治關懷深深感染，她是特麗莎·梅。比她低一年級的好朋友柯林森記得，在一次早飯時，梅和她提及了自己希望能夠成為大英帝國的首相。

特麗莎·梅的偉大抱負

特麗莎·梅出生于英國薩塞克斯郡伊斯特本市的一個天主教社區牧師家庭，她懵懂的政治意識也正是這樣的環境下被塑造起來的。她曾經和傳記作者講起，記得自己從小就注視著那些祈求命途垂憐的人們從房門出出入入，面向她的父親，傾訴著不同的故事。

到了晚上，一家人經常會和來訪的陌生人共同坐在餐桌前，吃著東西談論時事，在特麗莎·梅看來，“那是一種滋生政治意識的自然環境，父親不會談及自身，重點永遠是別人，我時常感到心中的利他主義情結被極大地喚醒”。

天主教信仰伴隨著她整個一生，即便在最為忙碌的時候，她仍然會找時間參加教會活動，在她看來，政治存在一種先驗性的神啟，是與傾聽、分憂、解難等高貴的品格永遠伴隨的，“政治是一種召喚、一個旅程，而非一項工作”。她曾多次表示，這種信仰深刻構成了自己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將永遠引導著她接觸任何事物的方式。

一如英國政壇大部分精英，特麗莎·梅的大學在牛津度過，她在當時唯一的女院圣休斯學院主修地理學。在回憶這一段生活時，特麗莎·梅曾經提及，與其他女孩子相比，她在應有的年齡下顯得個子有些過高了，她對于這一點極為敏感，甚至有些自卑，所以總是習慣于彎著腰走路。她把所有的與周圍環境的不適感轉入學習，并逐漸獲得一種與高個子較為相稱的清高感。

這座校園是所有人政治意識和精英意識成熟的地方，是卡梅倫、約翰遜、戈夫之流的天堂。那些對于未來充滿競逐欲望的年輕心靈都會在這里參加牛津辯論社，醉心于文字間的高級修辭與復雜幽默，當對話有變得激動、無聊或者太專業的苗頭時，人們紛紛祭出自己的幽默來打哈哈，肆意地嘲笑那些不明所以的中產蠢蛋，在他們看來，演講術是最為高貴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