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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即合理。還是英相帕默斯頓的那句話，沒有永恒的朋友，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你所看到的，就是歷史。

英國脫歐，很多人說，自己第一次有了見證感。

的確，1991年的冬天，那些來自西北的流言讓人費解，大家隱隱覺得，蘇聯如此龐大的國際政治體量，不會說瓦解就瓦解。而后一切事情真真切切的發生，那場橫亙了半個世紀的權勢較量嘎然中止，新世紀國際政治格局的基本風貌也就此確立。彼時我們還是少年，無法洞悉其中蘊含的復雜動能和深刻機理。

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歷史從來都是突然綻出。

這以后很久，世界按我們的定義，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俄羅斯主動降低了國際社會的緊張閥值，在休克中緩慢的自我復蘇；日本為自身國際地位的聒噪有所降低，埋頭反思經濟泡沫為什么會破滅；在南非，關押了27年的曼德拉重獲新生；在中東，科威特和伊拉克實現了美國定義的民族解放；中國在這期間真正擺脫了失去的十年帶來的陰影，以世界驚詫的速度旺盛的生長；而歐洲，正在聚合。

世界在20世紀最后十年的尾聲中顯得美好，似乎真正出現了“歷史終結”的朦朧剪影，人們很難想象新世紀的國際政治議題將以怎樣的方式開啟。

而后不久，傳來了大樓倒下的聲音。9.11或許是我們這代人所歷經的第一個歷史節點，也配得上21世紀國際政治的宏偉開篇。彼時人們不會預計到，非傳統安全、種族和宗教、移民問題，將給這個世紀帶來怎樣的深遠影響。英國人民也不會想到自己的祖國會怎樣因之在第二個十年就重回孤立主義的道路。

這一步是如何邁出的？

本沒有必要進行這種全景式的梳理，然而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在少數幾個關鍵節點的綻出中蹣跚生成的。就好比，近年來國際社會的孤立主義氣候，也不是從英國脫歐的那一刻才被塑造，而是一直在有機的醞釀、發酵。

在美國。民主黨執政以來，新保守主義行漸式微。奧巴馬本人并非干涉主義的忠實擁躉，消滅本拉登不過是追繳殘匪、國家使命，重回亞太是因為他堅定的認為那是本世紀美國的希望。

在“大西洋月刊”的采訪中，他明確表達了對歐洲和北約的失望情緒，明確告知了對于中東事務的無興趣，明確說明了美國新時期的合法性并非源于全球的責任承載，而應該是源于美國自身的利益權衡。

近日，由羅伯特·卡根夫婦等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共同編寫的《擴展美國的權力》受到了學界的廣泛批評。報告仍呼吁在全球范圍內擴張權勢，進一步穩定美國的合法性和可信性。

然而美國人已經厭倦了這種宣傳式的教化，他們更多的感覺，今天的美國正處于嶄新的關鍵節點，應該再出現一個喬治凱南，按照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標準，重新界定國家利益。

換句話說，有些地方，該閃的閃；有些責任，該躲的躲。

美國單級霸權確立以來，本應沒有孤立主義生長的土壤，然而干涉主義的觸角伸的太遠、太廣、太雜，以至于狼煙四起、引火燒身。

比如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在任職國務卿期間，就對中東事務極為來勁，出入各國的次數或許只有中東危機期間的基辛格可堪比擬，然而在苦心費力清掃了專制國家的僭主們后，忽然發現美國的責任承載無法染指到那些區域，而是留下了一個個的空白地帶交付了當地的極端勢力和民族主義情緒。

新保守主義的濫觴帶來了國家責任的過度承載，小布什、希拉里們絕對應該為這種孤立情緒的滋生負一定的責任。

然而必須看到的是，目前形成的孤立主義的生態更像是一種應激性的回調，是對過往二十年單邊霸權與干涉主義的補跌。即便在特朗普們的利用下被大肆渲染，但終究不會成為基本國策。美國仍然需要承載民主世界的很多義務，門羅主義那樣的絕對孤立在今天無法存在。

不同于美國，整個歐盟對孤立主義極其敏感而脆弱。自煤鋼聯營邁開聚合的腳步以來，歐陸各國歷經了數十載走到一起，頗為不易。即便希臘等國不斷暴露出隱患，盡管有加泰羅尼亞、蘇格蘭這樣區域性的分離傾向，但畢竟不是中堅國家，不會觸及歐盟的基本路向。

然而近年來，歐盟聚合與離散的主題在移民問題的快速擴散下，被深化且對立了起來。本次投票中，英國的中老年群體本著對這一問題的深切擔憂，一舉攔住了英國前行的車輪。整整一代人，滿懷著對舊時代價值的懷念與致敬，拒絕了歐盟對于國家利益過渡讓渡的行為。

英國人開始反思，這么多年，當他們習慣于傾聽城市精英階層灌輸的全球化、凝聚、共識的時代主題，是不是同時也忘記了最為本我的東西，忘記了寶貴的帝國傳統和審慎的民族性格，忘記了什么叫做民族國家。

卡梅倫在辭職演講的最后階段，兩次強調英國人民的選擇必須被尊重。然而他錯了，英國作為現代民主的重要源生地，其立國之本是代議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這種政治結構貼切于英國的人口規模和國情，歷經了幾個世紀以來多次戰事的考驗，成為成熟的政治運籌方式。

正如幾天來留歐派所激烈批判的：保守黨必須承擔重要責任，為了滿足階段性的政黨利益，竟然丟棄了代議制民主的寶貴傳統，允諾以公投的方式決定國家的戰略走向，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無法挽回的后果。

公投日之后的兩天，要求重新公投者有之，要求蘇格蘭地區獨立者有之，要求倫敦獨立者亦有之，在重重的口號、方案、辯解和混亂中，民主的概念正在異化。

很難想象，是在英國出現了這樣的一幕。英國的右翼遠不如那些政治不穩定國家的煽動家們擁有能量，英國的選民不會像南部歐洲的選民那樣輕易為激情沖昏頭腦。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卡梅隆對于精英眼里脫歐派的那些謊言、欺騙的說辭沒有有力的回擊，對英國在歐盟義務的辯解沒有形成說服力，沒有選民明白全部的情況，民主的本質在帝國榮光的余暉下一地雞毛，歐洲的分裂邁出了深刻的一步。

無法回望

歷史有一種動能，一旦事情開始沿著某一個方向發生，便一定會延伸下去，直至前行的能量耗盡。比如戰爭，一旦國際主體間的利益齟齬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物質性摩擦，我們大體可以期待在可預知的未來，如果特定的國際機制沒有能夠化解這些潛在的矛盾積怨，注定會轉化為大干一場的戰爭動能，直至精力耗盡。

難民問題成為英國退歐的導火索 圖片|《每日快報》左為歐盟移民委員季米特里斯·阿夫拉莫普洛斯

歐洲的離散也是如此。不管聚合起來如何艱難，只要邁出第一步，其帶來的折沖是根基性的，傷痛是永恒的，注定無法挽回。即便有再多的青年請愿，即便議會還有最終決斷權，然而除非出現根本性的國家危險警告，政治機器已經沒有法理阻攔這一進程。

帝國的幅員需要再次勾勒，國家利益需要重新界定，英鎊的意義會在暴風驟雨的沖擊中被重新評估，精英與大眾在彼此的怒視中相背而行，老年和青年會為下一個英國的風貌爭吵，民主、民族性、價值觀、家庭倫理這些概念注定會歷經一次涅磐。

狂歡轉眼安靜，現在是宿醉時分。不管能否具有代表性，當事國的部分國民似乎隨即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而后的路怎么走，脫歐派沒有給出什么明確的結論，脫歐派也知道在議會下院，自己的政治運籌能力非常糟糕；英國政府也沒什么辦法，腳下路被趟開了。

回望身后，歐盟第一時間致以的不是同情，而是敦促英國快點兒履行完這場自肆的鬧劇，帶著一直以來與巴黎和布魯塞爾的爭吵滾開這里。

10月過后，新上臺的領導人會盡力與歐盟協調英國脫歐的“后事”，英國能夠做的是堅守自己各個維度承諾的可信性，盡可能的保持其舊有國際角色的穩定；其不能夠做的，是無法再對歐盟提供聚合的力量、理性的貢獻，無法再為美國和德國分擔經典歐洲的責任。

擺在我們面前的除了孤立主義，還有蓬勃生長的右翼力量和全球范圍內的民粹主義。這些國際政治概念交相作用、互為輝映。就在公投當天，已經有更多恐怖的聲音傳來，法國、荷蘭等國都提到了獨立公投，在今時今日各國的政治土壤里，這種前行的動能一旦生成，短期內可以被抑制，但很難挽回。

大戰略家彼得·帕雷特曾經說過，“歷史是對于已逝去的事物有教養的記憶”。新的世紀已經過去了16個年頭，按照過去幾個世紀的傳統，終有一些國家的右翼即將走上臺前，也是時候醞釀一些仇恨和混亂了。還是舊有的劇本，中東和東歐地區提供了政治議題，歐陸中心地帶開啟了淪陷，離岸國最終選擇了光榮獨立。

歷史學家們總是喜歡準確的尋找那些改變世界命運的歷史節點。在美國風雨如晦的六十年代，理查德·羅蒂從一部紀錄片里看到白宮門口為越戰請愿的學生們，口中高唱的歌曲從Solitary For Ever轉為Yellow Submarine。在他看來，行動的政治左派就此轉為旁觀的文化左派，美國左派和一代青年從此步入虛無主義。

回到文章的開頭，我們感喟自己仿佛見證了歷史。若干年后，或許應該這樣表達，當我們在電視里看到托馬斯·邁爾（工黨女議員考克斯的刺殺者）在庭審時的說到“消滅叛國者，自由屬于英國”，我們見證了這個世紀是如何邁向了孤立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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