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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周期律

觀察過去500年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進程的歷史，人們不難發現，世界體系中的每一個周期的延續時間大致都在一百多年。每一個周期，都會經歷一段從萌芽、壯大到衰落的過程；每一個周期的主導國家，都會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爆發整體性的危機。危機的結果，是原有周期的主導國家被更有效率、更強有力的新生力量所替代。此時，資本主義全球化又進入到一個新的周期。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和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等人把這種反復出現的現象，稱為資本主義體系演進變化的“周期律”。

值得關注的是，在每個全球化的周期中，新的主導國家都會經歷相似卻各有特色的幾個發展階段。如果把每個百年周期縮短為一年，那么，每個主導國家的興衰都會經歷類似的春夏秋冬。主導國家的贏縮與全球化的周期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

每個周期都興起于“實業的春天”。在實業擴張的初始階段，資本只要進入實業領域就可以獲取高額利潤；主導型國家往往是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價廉商品的世界工廠。隨后是“產業的夏季”，強大的制造能力給他們帶來了巨額財富，也為他們提供了強大的武裝實力。因此，他們在競爭或戰爭中都是所向披靡。隨著實業發展，資本大量涌入，產業利潤率開始下降，此時就會爆發產業或商業危機。為降低投資風險和增加新的利潤點，資本開始減少對實業投資而更多轉向金融領域。在資本尋求利潤最大化本能的驅動下，越來越多的資本涌入金融領域。這將迎來“金融的秋天”。當主導國家進入可以運用金融手段進行直接贏利并成為其主要贏利方式的階段，實業生產便會轉移、萎縮，而金融資本不斷膨脹擴張，導致投資泡沫越來越大，一旦超出實體經濟所能承載的極限，一場導致體系重構的周期性大危機就會爆發。[2]這就是“危機的冬季”。

在伊比利亞--熱那亞體系周期，對“大航海”的投入給西班牙帶來大量的美洲財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擴張的道路。為了獲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額資金流向了尼德蘭地區的金融中心，這助長了荷蘭的獨立意愿，也增強了荷蘭的力量。主導了下一個周期的荷蘭，擁有第一個“現代”農業經濟和發達的捕撈業、毛紡業、制瓷業、造船業，荷蘭人建立的金融市場為建造大量的船舶、港口、都市和四通八達的運河體系而融資，也催生了金融泡沫。

到18世紀初，荷蘭的主要收益來自資本的放貸，其中包括向競爭對手英國的放貸。曾經從屬于荷蘭體系的英國，在荷蘭資本的幫助下，通過戰爭和貿易兩手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貿易，倫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的貿易中心和新的金融中心，而英國實現超越的真正動力來自新的實業之路——工業革命。到1815年贏得對拿破侖戰爭的勝利后，英國已經成為全球體系新周期的引領者。然而，從19世紀70年代起，英國已經把50%的儲蓄投向了海外，這標志著英國進入了以金融收益為主的食利階段。1900年的布爾戰爭讓遠在紐約的金融市場成為英國的債主，而其后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則將大英帝國從頂峰上拽落。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開始進入美國主導的周期。

美式全球化的興起與終結

美國實業的發展一開始就受到政府的鼓勵和保護，聯邦和州政府直接或鼓勵私人企業對運河、鐵路等基礎項目大量投入。1816年美國國會制訂了保護性關稅政策——用30%的進口關稅保護美國制造業免受歐洲國家的沖擊。適宜制造業成長的環境，吸引了大量資本；資本與原材料的充盈加上勞動力的短缺，形成美國式工業體系的特征：利用機械和揮霍資源，催生了從惠特尼式到福特式的流水裝備線，強調標準化設計、結構簡單、零部件互換、適應大規模生產成為“美國制造”的風格。

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成為世界第一；1913年美國生產了世界36%的制成品，石油產量占世界的一半，美國的工業產出與整個歐洲相當，工業生產率是西歐的2倍，[3] 鐵路網達到35萬英里。[4]卡內基、洛克菲洛等美國傳奇富翁的巨大財富來自工業，而不是商業和房地產。[5]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重創歐洲，而美國則成為“世界的兵工廠”，為歐洲提供不可或缺的產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歐洲的工業基礎，美國真正成為世界的制造業中心，在戰爭結束時美國占據了世界工業制造的2/3的份額，[6]而歐洲在戰后只能靠“馬歇爾計劃”提供的援助進行重建。1950年美國的GDP占世界總量的27.3%，人均產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7]

二戰之后，美國依靠軍事勝利和經濟實力建立起包括關貿組織、布雷頓森林體系、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體系，把力量轉化為制度，開始全面主導全球化的歷史進程。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國周期實業階段的鼎盛期。

在實業資本主義主導的歷史階段，金融活動主要是為工業、貿易和服務業提供資金。金融嵌入在產業網絡中，從屬于實物生產經濟部門。在制造業利潤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投資實業已經越來越失去吸引力；而在國家信用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過生產實現贏利就更是一種低效率的笨辦法。選擇金融創新——通過資本運作直接而快速的獲利，才是美國資本趨之若鶩的新經濟模式。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歐洲和日本的快速發展，美國制造業的利潤率在快速下滑，這迫使龐大的美國資本不再熱衷投資制造業，開始轉向金融和信息技術領域。據1966年的美國經濟統計，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占到80%，無關的占20%。到1976年，美國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量下降到20%，無關的則上升到80%。

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制造業開始大規模向海外轉移，以金融為核心的服務業則狂飆突進，創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產品，導致國家產業結構和利潤來源發生了根本性改變。2015年統計的美國制造業占GDP的9.8%，全國從事實業的人口不到20%，80%以上的財富來自服務業，其中很大部分來自金融類收入。金融化不僅導致了實物經濟與金融經濟在數量上的此消彼長，改變了社會總體結構，而且也體現了食利者階層勢力擴張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變化。美國變成了金融立國的國家，進入了虛擬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

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以往周期的主導國家不同，美國體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圍更廣，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體系進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隨著美國經濟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導實業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新趨勢。從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礎貨幣呈指數形態增長，以美元為主的國際儲備資產上升了2000%。信用貨幣的快速膨脹，推動著資本的全球擴張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從有數據的1975年開始到2004年，國際資本流動增加了8倍，隨之出現了以產業大轉移為特征的新一輪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稱為“小龍”、“小虎”的新興國家和地區，連中國、印度這樣長期在經濟上自成一體的大國也實施開放政策，積極吸引外資，鼓勵出口，逐步融入全球產業鏈。

金融化成為一種全球性的趨勢——金融強國實際上充當著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強勢地位和純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業國家的財富和支配資源類國家。國際資本極力壓低實物生產價值，又極力抬高金融收益，從事實業生產的國家和企業受到來自金融資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場的雙重擠壓，利潤空間越收越窄，結果是投入實業的資本越來越少，而金融投機的資本越來越多。最終，世界充斥著金融產品和越來越膨脹的金融泡沫。當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機的果實時，美國的次貸危機于2007年底爆發了。危機從美國體系的中心地區向全球擴散，無論是歐洲、日本這些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經濟體，還是半邊緣地帶的新興國家，包括西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國家，都受到了危機的沖擊。

如今，危機爆發已近10年，尚看不到結束的希望。這說明，原本美國主導創建并維護著一種最高效的資本增值體系和社會模式已經趨于瓦解。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由于美國國內的階層分裂、社會分裂日趨嚴重，人們開始質疑甚至反對全球化，“美國第一”的特朗普主義大行其道，民粹主義、保守主義、孤立主義的呼聲上升，人們普遍認識到，以往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正在走向尾聲。

區域共同體：全球化的新開端

目前，美式全球化體系已經進入其生命結構衰變和機能老化的退變期。2008年爆發的危機，就是一場美國周期的大危機，它將導致美式全球化體系的終結。隨著美式體系的衰落，各國及各地區在經濟、政治與安全事務中，更多的依賴自身和區域合作，而不是依賴全球合作，全球化將進入一個退潮期。從大航海起步，最后覆蓋著星條旗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已難以延續；而由趨向合作的共同體組成聯合體，形成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體系正在人類共同發展的愿景和行動中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