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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文】

這幾天，有位朋友給我轉來了一篇文章，核心是宣揚奧地利派經濟學家米賽斯所謂的“歷史的垃圾時間”。本來我還沒在意，但當好幾個朋友都給我轉來類似的文章時，我不得不驚嘆，學術概念的造假實在是太危險了！

“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概念，把當下包裝成所謂米塞斯口中的“當某段歷史違背了經濟規律，而個體又難以扭轉局面，整體趨勢看似注定失敗的垃圾時刻”，再串連一系列當下所謂“企業倒閉、信譽崩塌”等事件，意在勸人們“躺平、看戲”。

這不只是對當下經濟下行壓力的火上澆油，更是對時局形勢演進的嚴重誤導。

必須要嚴正聲明，米塞斯從未講過“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詞。我翻遍書架上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多本代表著作《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人的行動》、《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理論與歷史》，再精讀偽造者引述其出處的1920年發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一文，都沒有發現該詞。

用中國知網、谷歌學術換著法子搜索“歷史的垃圾時間”一詞，也沒有找到任何一位學者寫過關于該詞的學術論文。從這個角度看，這是一個赤裸裸的假冒偽劣學術用詞。

我的朋友明金維有一段精彩的學術考據，認為該詞最接近的含義來源于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代表作《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布羅代爾提出了三種時段觀念：一是“長時段”的地理環境時間，比如，河流山川的“流逝變化”都特別緩慢。二是“中時段”的政治、社會、歷史和文化變化。還有就是“短時段”的個人變化，多數人都只是歷史上的一朵浪花或塵埃，對歷史進程不起重要作用。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法國歷史學家，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著名的長時段理論。

布羅代爾“短時段”的說法，意指個人在歷史洪流下的渺小，有點接近于當下這個假冒偽劣學術用詞“歷史的垃圾時間”的含義，但卻有著大相徑庭的旨趣指向。

從《荀子·勸學》的“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到顧炎武的“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空。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從英國政治家狄斯累利的“生命短暫，切不可猬瑣偏狹”，到捷克小說家伏契克的“我愛生活，為了它的美好，我參加了斗爭”，自古以來，無數志士仁人都會有“逝者如斯夫”的感慨，卻從來都以此萌發勵志人生的鼓舞與慰勉。

從這個角度看，講講“歷史的垃圾時間”，如果只是發發牢騷或調侃一下，或許還有情可愿。但若是煽動“歷史的垃圾時間”，實在是有點別有用心。

細究這個偽詞，它比近年來的“躺平論”更危險，即完全否定當下中國的發展狀況，試圖營造國家終將失敗的大眾預期，以及誘導民眾不配合、不奮進、不作為的心理。

事實上，相比“長時段”歷史下的個人渺小，真正負責任的知識分子肯定不會勸導每一個個體陷入篤信某個時刻是無法改變歷史進程的“敘事陷阱”中，而是會更加激勵所有人都相信：這是一個在喧囂與幻象中更值得顛覆、超越、崛起的“歷史的關隘時刻”。

正如拙著《百年變局》中所詳述的，所謂“歷史的關隘時刻”，是指人類的制度、技術、知識、體系的博弈正處在數百年來從未有過之闖關奪隘期。

從文明領銜上看，源于大航海時代的西方文明處在近500年來從未有過的頹勢；從技術創新上看，智能科技革命正處在近400年來機械革命、電力革命、信息革命之“解放人類四肢五官”后、以前所未有之勢“解放人類的大腦”；從政治制度上看，源于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以來的所謂“自由民主制”遇到了約300年來從未有過之質疑；從知識構成上看，源于19世紀初的社會科學分科體系遭遇約200年來從未有過之重構趨勢；從權力結構上看，大國競爭面臨著100多年來從未有過之洲際重心轉移。

國際權力結構的變遷，伴隨著東方與西方之間商品、貨幣、品牌、信息、知識、制度甚至種族、思想的一系列結構顛覆與時代超越。

我近年來經常分享的親歷是，過去十幾年曾調研到訪約百國，越來越多外國人愿意為中國知識的分享而付費或提供平臺，而此前多年幾乎沒有老外會出資聽中國學者的講授；越來越多海外城市的街道上奔馳著中國品牌的汽車，而幾年前國人還在抱怨著中國汽車連發動機都造不好；越來越多老外都會用“你好”打招呼，而此前多年中國人往往會被誤認為是日本人、韓國人或新加坡人……

2024年4月25日，江蘇連云港碼頭，滾裝輪正在裝載新能源汽車出口。IC Photo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正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如此偉大的“歷史的關隘時間”，怎可用“垃圾”一詞來抹飾與扭曲？

不過，不得不重視的是，“歷史的垃圾時間”一詞在近幾個月里不斷被引述、被評價、被傳閱，的確折射了當下許多民眾的情緒共振與經濟下行期的社會心理。這恰恰提醒著極其重要的、亟待落實再落實、抓緊再抓緊的當務之急，即“中國改革，決不應有垃圾時間”！

改革到位，政策落實，著重實效，讓普通民眾真正感知實實在在的獲得感，讓更多人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閑暇、對財富擁有切實可靠的安全感，自然而然那些假冒偽劣概念的毒害性就會無所遁形。

另一方面，如果普通個體真的想從米塞斯理論中的得到啟示，那么，應該是利用經濟周期下行期進行有效的調整與恢復。作為奧地利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米塞斯一生都在研究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政府干預的影響變量。在他看來，經濟低迷并不是無意義的無為階段，相反，應該有更多的自我調整。由此看，創新積累、質量為上、長期考量、放平預期、減少杠桿，這些都是能從米塞斯理論中得到營養、沖擊“歷史的關隘時刻”的重要啟迪。

而這些恰恰也是“歷史的關隘時間”里所有中國人，包括政府官員、企業人士、投資大佬、科技工作者等等，都需要再接再勵、繼續砥礪前行、永不放棄的時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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